水博

2008年第5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鲁家果研究员的文章“解决三峡工程遗留问题还任重道远”。或许是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鲁家果同志对三峡工程的理解和评价还有很多偏差，为了避免对公众产生误导，维护《炎黄春秋》杂志的良好声誉，我特地撰写此文，与鲁家果同志商榷。据我了解《炎黄春秋》杂志一向是以敢于客观地揭露社会现实而著称的，所以，很多人对该杂志上面刊登的文章也都会比较信任。正因为此，我们就更加有必要对鲁家果的同志的一些错误看法，予以澄清。

鲁文是针对2007年11月27日三峡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鲁文说“我认为，三峡遗留的问题是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绝不能掉以轻心。”。我本人完全尊重鲁先生的这些个人看法，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百分之百保险的人类文明存在。因此，鲁先生个人的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就是社会上像鲁先生这样喜欢过分的杞人忧天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例如，我的一位亲戚至今出差也绝不肯乘坐飞机，因为，他对飞机的安全性不能达到百分之百，总是不能接受。显然，对某一项人类文明成果抱有不同的安全标准，就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对此，大家毫无争论的必要。但是，对鲁文中阐述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还是需要认真加以澄清的。

鲁文第一节的题目是“三峡淤积有自身特点，其危害将远远大于三门峡”。其具体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因为长江的推移质沉积物与黄河不同，有可能淤死重庆港。这曾经是三峡建设前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鲁文对这一问题质疑最后的依据是：“1991年张光斗也指出：‘看过清华大学重庆港的模型试验，淤积问题较复杂，整治工程量很大，不很落实，希望抓紧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如何，以后未见下文。”

鲁先生的疑虑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工程科学的特点，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研究出结果来的。长江泥沙的淤积一直是三峡争论的核心。在张光斗说这番话之后，确实有过很多单位曾经对三峡的泥沙淤积进行过研究，但是，没有一项研究结果能达到完全令人信服的程度。此后的1993年我们学会的刊物《水力发电学报》还专门让黄万里教授与有关部门就泥沙问题展开了学术争论。最后仍然没有争论出任何统一的结论来。

研究不出结果怎么办呢？工程实践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通过对三峡一期蓄水和二期蓄水之后的实际观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黄万里的推移质将淤死重庆港的看法。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蓄水到175米，重庆河段泥沙淤积的最终效果还不能直观的看到。但是，通过一期、二期蓄水的实际观测，我们对于长江河段原来观测不准的推移质的具体数量完全是可以测量出来的。这些实际的数据，已经足以说明当初黄万里教授对推移质的担心与事实不符。根据这一明确的结论，我国原来为了观测泥沙淤积情况而确定的分期蓄水计划，目前已经提前了一年。在这种情况下，鲁家果先生还要依据1991年张光斗的话来对今天的三峡工程表示怀疑，真是一种典型的“郑人买履”行为。

关于鲁先生的第二项担心，也是一种不懂技术的误解。因为水土流失的淤积物，一般大都是悬移质，完全可能在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下排出水库外。第三条原因也没有太多的道理，首先34亿的滑坡体是预计值，即便不进行任何人工处理，恐怕在1000年之内也不会全都滑下来。当我们进行了人工处理之后，有些滑坡体恐怕永远也不会再滑下来了。其次，这34亿滑坡体滑下来之后，并不一定都会达到水库水面以下，其中也有很多滑坡体只不过是改变了位置之后就会形成新的稳定。不一定会挤占三峡的库容。除此之外，滑坡体的成分当中不可能都是推移质淤积物，很多滑坡体最后也会成为悬移质随着蓄清排浑的运行排出库外。最后，即便就是最不利的情况，假定34亿滑坡体全部进入三峡水库，也不会超过三峡库容的十分之一。几百年上千年之后，我们三峡的库容损失掉10%，也是完全应该算是正常的。

鲁文还强调说“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两年的观测数据来推测今后的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我觉得鲁文的这种说法不够客观，从鲁文后面的内容我们也不难发现，2004年和2005年恰恰是在长江上游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洪水，应该说三峡蓄水后的这几年，已经经历的各种情况，监测数据比较有代表性。而当年三门峡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水库刚刚蓄水立刻就发现泥沙淤积非常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立刻停止蓄水，寻求改造方案。而今天的三峡，我们安全蓄水已经过几年的时间，而且也经历过了洪、涝的各种考验。如果我们执意不肯承认这些事实，还非要说“三峡淤积有自身特点，其危害将远远大于三门峡”就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意外的原因了。

鲁文的第二节题目是：“库区地质灾害难以控制”。由于鲁家果先生不是技术人员，所阐述的论据不过都是些道听途说的。所以，鲁先生的担心不仅有些是多余的，而且有些还是完全相反的。例如，鲁先生在文章中东拼西凑的强调说总滑坡体的体积量比三峡大坝的体积还要大。如果不了解工程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样的滑坡体，也要在江面上筑起另一座大坝，阻碍航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三峡大坝是混凝土坝，这与一般堆积起来的土坝完全不同。同样方量的土坝堆积后，其高度恐怕连三峡混凝土坝高的1/4都达不到。此外，鲁先生可能不懂，如果要说滑坡的断流和碍航的危害，三峡的建设肯定是要减小滑坡造成的断流和碍航的威胁。因为长江河道水的面积已经扩大了很多，当然浪涌的危害也会随之上升。

另外，鲁先生对三峡地质灾害“得到了有效控制”的理解也缺乏专业背景。有效控制不是指要保障能消除所有的地质灾害。三峡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中，也包括对那些不可避免的滑坡体的有效监测、通过准确的预报和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减少地质灾害可能带来的危害。

鲁文的第三节是关于“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论述。应该说鲁文的这一段的论述的内容主要是把逻辑关系搞错了。三峡办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之所以强调以往的环境评价报告，是要反驳国外媒体污蔑我国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始料未及”的，澄清“中国政府现在才开始承认三峡工程存在着生态环境威胁”的不实宣传。鲁先生引用大量1987年和1991年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问题论证报告》来说明，该报告从未得出三峡工程“利大于弊”或“不影响工程的可行性”的结论，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恰恰是补充支持三峡办需要的说法。因为，越是没有得出“利大于弊”的结论，越能说明国外媒体说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问题“始料未及”是一种恶意污蔑。

此外，鲁先生的这些论述也显得很幼稚，尽管1987年和1991年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问题论证报告》未能得出“利大于弊”或“不影响工程的可行性”的结论，但是，三峡工程毕竟已经开工建设了。谁也不会相信一个没有通过环境论证的工程能够上马。所以，从逻辑关系上看，一定是三峡办的说法是正确的，而鲁先生的论据可能是有问题的。为此，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最后的《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简写本）》是1992开始编写，最后于1994年5月完成的。结论是这样：“综上所述，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必须高度重视，只要对不利影响从政策上，从工程措施上，从监督管理上，以及从科研和投资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并切实执行，使其减小到最低限度，生态与环境问题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看来事实确实像三峡办所说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论证的结论，一定会是“利大于弊”或“不影响工程的可行性”。而鲁先生非要强调以前一些论证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也有点过于较真。其实，这恰恰说明我们对三峡工程的论证是极其慎重的。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由于1987年和1991年我们还没有得出“利大于弊”或“不影响工程的可行性”的结论，所以，三峡工程才不是在1987年或者1991年开工建设的。

当然，鲁先生说的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不过，要知道在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绝不仅仅是三峡库区，比起淮河下游的严重污染和无锡太湖的大面积蓝藻。三峡的生态环境恐怕还是要算好的。这绝对要与我们在三峡建设过程中巨大的治理投入有关系。况且，当年我们论证三峡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人类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很不够深入。现在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已经成为全人类关注的首要生态问题了。为此，2002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已经改变了对大型水电的否定态度。三峡作为全世界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工程，已经被国际社会作为最有效的减排典型。所以，他们要求2004年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在三峡召开。后来经我国政府建议才改为在北京召开，会后到三峡参观。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三峡工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环境作用，是全世界任何一项工程都不能比拟的。也可以说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作用“利大于弊”是全世界都不否认的，我们大家绝不能因为以前曾经对三峡工程抱有某些成见，就刻意否认这一事实。

鲁文的第四节题目是“重庆400万移民与三峡工程密切相关”。我们看了鲁先生的论述之后，未免有些不大理解。我不知道三峡办官员的“重庆有400万移民的说法，这不是三峡移民概念”说法，与鲁先生强调“重庆400万移民与三峡工程密切相关”之间有什么矛盾？官员说不是一个概念，是按照国家考虑移民问题的实际角度出发的，完全没有错。鲁先生强调“与三峡工程密切相关”，是从因果关系上分析得来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我也赞同鲁先生“重庆400万移民与三峡工程密切相关”的看法，本来嘛，同在一个世界上，谁能肯定地说哪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呢？更何况重庆的移民就是在三峡库区边上，说它们密切相关，我看决没有任何问题。不过鲁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员不应该犯的错误：密切相关的事件，也完全可以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第5节“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母庸质疑？”。这一节的文章内容比较有意思。鲁先生对三峡办负责人所说的“今年武汉市的汛期，江滩可能让老百姓去休闲了，这是最好的事实”有不同意见。理由是“2007年三峡正处于蓄水期，长江中游航道变窄、甚至有船只搁浅，洞庭湖、鄱阳湖都处于历史最低水位，都不是好消息，都不能证明三峡的防洪作用。”我觉得鲁文的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所谓三峡水库的蓄水期只是在汛期尾声的最后一个月内，在此之前三峡水库不但不能蓄水，还要把水库放空到汛限水位135米左右。

2007年的年初因为2006年的特大干旱的持续影响，长江确实出现过低水位的情况。2007年的年末，也曾经因为三峡水库的蓄水，造成长江水位偏枯。但是，在2007年的汛期即将来临之前，长江的防洪压力还是相当的大。因为2007年三峡还不具备三期蓄水175米的条件，所以，一旦洪水来临，三峡的防洪蓄水只能达到156米，防洪作用只能安全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为此，我还专门写文章建议应该做好紧急提高蓄水水位的准备。因此，鲁先生用2007年长江水位曾经具有偏枯的时段的理由，不能否认2007年汛期长江的防洪的威胁仍然巨大的事实。

鲁文说的“大型水库对防洪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下游的防洪，却不利于上游的泄洪”很有道理。然而，尽管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辩证的、相对的，但是这绝不能说世界上就没有真理、没有对错。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水库不利于上游泄洪，就说大型水库就不能承担防洪作用了。三峡水库建成后，不利于重庆的泄洪是事实。但是，我们解决重庆防洪问题的思路决不应该是不准下游建三峡，而应该是抓紧建设长江上游的一系列水库。再说，即使影响上游的泄洪，也并不能否认“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母庸质疑”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另外，鲁先生的文章里再次提到所谓三峡尾水计算误差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迷惑过很多非专业的人士。不过，自从三峡的一期蓄水之后，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这个谣言了。因为三峡水库的淹没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如果，一期蓄水淹没范围的计算准确无误，二期、三期也不会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科院研究员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再重复这样一个谎言？难怪鲁先生会对已经发挥出巨大的防洪效益的三峡坚持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这说明鲁先生不仅是一个不愿意尊重事实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不懂得总结经验和规律的人。所以，鲁先生文章中对三峡工程的很多担心，根本不是三峡工程的问题，而是鲁先生自己的思想方法有问题。

鲁先生最后说“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希望三峡工程的负责人，一如既往的听取社会各界不同乃至逆耳的声音，积极慎重处理好三峡遗留的问题，不留重大后患。”我非常赞同鲁先生的这种说法，不过，我同时还是认为对“不同乃至逆耳的声音”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说对于那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我们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撞了南墙，也不肯认账的”的“不同乃至逆耳的声音”，最好还是不去听它为好。否则，正常的人一定要怀疑我们的智商有问题了。这一点我们希望鲁家果同志能够充分理解。

附：原文“解决三峡工程遗留问题还任重道远”，参见2008年第5期的《炎黄春秋》杂志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