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温控2℃的愿景都差点通不过。2015年，当各国领袖史无前例地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将气候行动的目标设定为“努力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1.5℃以内”时，人们既欢欣鼓舞，又不禁感到一丝疑惑。

一份近期泄露的报告草稿指出，以目前世界各国的减排力度，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极大。

中外对话联系了几位参与特别报告撰写和评审的中国专家，了解他们对于报告草稿的看法，而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对其表示了一定的保留态度。

姜克隽是参与特别报告编写的四位中国科学家之一，他坦言这份报告的编写时间很紧张，而现在的结论有些模棱两可。

姜克隽告诉中外对话，这份报告的编写从2017年3月才开始，“当年10月就要出版（草稿），2018年10月就要（将最终版）交由各国政府正式评审。”而IPCC完成一份常规评估报告要四年左右的时间。

而两位正在参与特别报告评审工作的中国专家傅莎以及冯相昭，对报告结论的权威性也表达了与姜克隽基本相同的看法。

其中，傅莎就指出，从第五次评估报告（2013年出版）到现在，也没过多长时间，目前的研究周期并不足以支撑新的研究出来，整体来看，研究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不同气候模型之间本身的不确定性就超过0.5℃，所以评估0.5℃的影响其实很难。

而即使草稿的结论成立，对于其描绘的1.5℃情景所需的超前技术，中国专家也表达了担忧。

傅莎表示，太阳辐射管理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顾虑比较大。而用大量土地种植生物质来减少二氧化碳，环境影响争议还是比较大。“尤其在中国这种人均土地资源相当有限的国家，土地用于种植生物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她表示。而即使是在非耕种土地上，也会对于水资源造成额外的负担。

冯相昭则认为，生物质加上碳捕捉和储存（BCCS）虽然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全球现有的碳捕捉和储存多数是示范项目，距离完全商业化还远得很。

实现从2℃到1.5℃目标转换额外支付的代价是否在社会承受的范围内也是一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何建武表示，对于处于增长期的国家而言，“支付不起清洁能源使用的低收入人群”也是需要考虑的。

去年冬天，中国过于激进的煤改气、煤改电运动就造成了一些农村家庭难以支付高昂的天然气或电力供暖费用。

不过，这份特别报告的作者之一姜克隽还是认为， 1.5℃是非常有挑战的目标，但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透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认识到环境质量的改善是吸引人才，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在制定城市达峰目标的时候，特大城市雄心不小，比如广州，就提出“决战2050，打造世界环境城市”。

此外，在近期公布的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鉴于中国过去五年大刀阔斧的大气雾霾治理，姜克隽认为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生态环境部激进一些，会带着气候变化的目标也激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