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五一节，一队地质学家在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县例行性地进行第四次地质和地震调查考察。他们在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猿人类的门齿，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地质工作者们激动不已。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两颗猿人类门齿距今已达170万年，比周口店北京猿人还要早！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后来还在“元谋人”遗址现场，找到了许多石片、石骸和尖状器，以及炭屑和炭屑堆中的几块烧骨，因此证明“元谋人”不仅奠定了自己作为人类始民之一的地位，而且证明了其用火的历史远比其他猿人类要早得多。
“元谋人”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可以证明的最早的一批公民。而在发现“元谋人”的前五六年，长江三峡的巫山地区，一个名叫“大溪”的小镇同样让考古工作者吃了一惊，因为据这里的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人类在此进行着以水稻为农作物的大量经济活动， 辅以渔猎和采集及制陶等，建筑和制陶皆已相当发达。“大溪文化”使我们能够看到祖先在长江三峡一带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和传播文明的辉煌一页。
长江被再一次证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的丰韵首先是她那奔腾不息的江水资源。据水利部门介绍，长江流域水系庞大，干支流纵横交错，江河径流丰沛，落差5000多米！有关部门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中对长江流域1090条河流进行的较全面的水能资源普查表明，全流域蕴藏的水资源能量达2.7亿千瓦，为全国水资源能量的40%。可开发的水资源能量近2亿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每小时约10270亿千瓦， 相当于12 个我们即将建成的三峡水电站。长江平均每年流向大海的水量达9760多亿立方米，而雨水充足的年份，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最多可达13600亿立方米。
啊，富饶的长江，千百年来，你以自己雄浑的身影和咆哮的涛声， 带走了多少宝贵的资源啊！
人类离不开水，而离不开水的不仅仅是人类。没有水就没有万千生物。月亮很美，但它永远是个没有生机的寒冷与寂寞的世界；太阳辉煌，但它永远只能燃烧出烈焰。它们不可能像地球那么骄傲，因为它们没有水，没有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源。
首先对长江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源引起重视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伟人，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有意思的是，孙先生的一枕“三峡梦”，使20世纪中国的几位伟人“梦”了整整一百年，尽管他的后来者在三峡问题上所倾注的热情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部百年“三峡梦”几乎与中华民族20 世纪的历史命运同悲同喜。
这是部波澜起伏、惊天动地的历史！
这是曲魂牵魄动、欲罢不能的壮歌！
1919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硝烟弥漫的铁幕，一切现代文明都处在朦胧之中的时候，一心追求“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的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下了一部旨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著名论著——《建国方略》。在这部论著的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他首次提出了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宏伟设想。作为20世纪振兴中华民族的号角手，孙中山先生面对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曾经沮丧过，但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在他依稀地看到“实业救国”之路的那片曙光依然灿烂时，便如此激情地描述了长江三峡之梦：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长江三峡巫峡 视觉中国
在那一段时间里，孙中山作为国民革命的创始人，在制定“建国方略”与规划民族复兴的伟业时，其目光已经深情地留在了长江三峡上。1924年8月，他应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邀发表演说，对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作了更加抒情的描述：同学们，中国是穷，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长江三峡那样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仅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资源，就可发生3000 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这样的电力，可以比现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电力之和还要大得多！那时我们不但可以供应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而且可以用来制造农民用的化肥！到那时， 我中华民族哪有不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
“万岁——中华民族！”
“万岁——长江三峡！”
思想一向受到抑制的同学们，被孙中山先生的慷慨演说感动了， 他们从先生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仿佛看到了“三峡大坝”矗立的那一幕！
那一幕到来之时，必定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日！
中国人对“三峡梦”的情有独钟也从此开始。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千疮百孔，哪有钱来修建三峡这一世界水利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孙中山先生也只能空有一腔热血，更何况他这个“临时总统”的宝座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与外攻，使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便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三峡梦”。
但孙中山毕竟是想让长江之水变成富民强国之源的第一人。他的“三峡梦”永远闪烁着光芒，激励着后人继往开来。
继他之后的蒋介石口称自己是“孙先生的学生”，可在实质问题上却很不客气地背叛了先生。他一度大权在握，真要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在三峡建设问题上是能有所为的，但他太热衷于经营自己的蒋家王朝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他蒋介石便举起反革命的屠刀，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一场场血腥的镇压成了他夜不能眠的主业。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蒋介石先生，正因为他的精力过多地花在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上，所以没能全力阻止一大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高举“科学救国”大旗的爱国知识分子痴情的“三峡梦”。特别是这位独裁者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孙中山先生主政时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这个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地质科后来在20 世纪的中国建设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地质科长章鸿钊是一代教育学家和地质大师，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带领一批有志青年，冒着被贬被杀的危险，继续编织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
章鸿钊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在蒋介石提着屠刀追杀南昌起义的部队时，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国也，则吾未知之也！”
“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章鸿钊每每背诵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第四小节时，总会抖动那束美丽的山羊胡须，痴情而高声地说道。
颇有远见卓识的章鸿钊在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就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当时只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几人，但后来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
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 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 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以其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曾经影响过一大批日后在中国科学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的命运选择与政治主张。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学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科学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不在话下。李四光初到日本留学念的是造船专业，而丁文江学的是地质学，受丁文江影响，李四光转学到英国后专攻地质学，并且成为了中国一代地质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激励着所有心怀“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也许正是李四光先生这一贡献直接回应了孙中山先生编织的“三峡梦”，所以在次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仪式上，李四光被推荐为抬灵柩者之一。这个殊荣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后辈“继承人”的某种象征，其荣耀可想而知。
丁文江去世太早，当他准备亲自到三峡绘制一幅工程图时，在途经湖南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 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科学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主张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主张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所以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是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他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 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合计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当助手们将报告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过的大事。
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 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就是20万人嘛！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
向来胆小的翁文灏一听政府“首脑”这么来安置“三峡移民”，吓得当即命令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三峡工程那份报告，先给我锁起来，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动！”
交通部的官员便以“5116号”指令“暂不宜实施”之名，“哐当”一声，把它久久地锁在了铁皮柜里。
“真是一群书呆子，不除江山社稷之患，建一百个三峡工程也是白搭！”蒋介石暗暗嘲笑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战刀继续挥向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翁文灏凭着对科学和救国大业的执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之职权，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其中有两个“小动作”后来对20世纪的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了重大影响：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 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说是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大师钱昌照等人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后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最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年轻时的张光斗（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居住在清华大学的一幢教授住宅楼，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了张光斗先生，就将无法写下去。这是有道理的。这位中国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苏南名城常熟，与我的出生地仅有二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所以关于张光斗先生的传奇经历我早已熟知。
大千宇宙，轮回自然，离开了谁都照样转动。但一项事业，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中国的当代水利事业，特别是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了张光斗先生，将一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著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平静的校园异常热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 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空前的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更是不顾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组织了一批又一批“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在这支队伍中间，有一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发誓要“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虽然当时他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他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说得好！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兴地拍着学生的肩膀， 勉励道，“我们的人民日子过得太苦，政府又那样腐败无能，我支持你的志愿！”
“谢谢老师。”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后要分专业，“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荡，“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的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一举成功。按照规定，去美国留学之前必须在国内对自己的本专业实习半年。这半年对张光斗来说，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在水利事业上贡献力量的信仰。“那次实习，学了一些工程技术， 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光斗在实习期间，每月向清华大学写一份报告，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美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有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伙伴对他说，凭你的聪明和能力，应该攻读其他专业，土木工程没前途。张光斗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导师给了他双份奖学金（其中一份是清华大学给的）。这时国内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光斗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虽然当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但他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一缕曙光，情不自禁地给国内一位地下党的同学寄去了自己积蓄的美金。
仅用一年时间，张光斗便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波尔多大坝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坝，张光斗在读土木专业时曾经实地考察过。当他站在高高的波尔多大坝前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我们的长江，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话……”张光斗请求欧欠佛雷导师介绍自己到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机构国家垦务局学习。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令张光斗欣喜若狂。因为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
“你是一位水利天才，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我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实习计划。”萨凡奇博士对张光斗倍加欣赏，特意根据张光斗的情况为他设计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学习与实习计划，安排他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和渠道等部门工作，并要求各部门的技术专家指导张光斗做正式设计。萨凡奇还亲自检查张光斗的学习与工作情况。
“张，萨凡奇博士这样宠爱你，让我们好妒忌！”美国工程师们不无羡慕地对张光斗说，而他们也对这位谦和好学的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至于与萨凡奇博士之间的关系，用张光斗自己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了友情深笃的忘年之交。
“我赞同你去哈佛大学学习土力学，这对一名水利专家来说，是必须努力掌握的一门专业知识。那儿的威斯脱伽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把我的这封推荐信交给他，威斯脱伽特教授会尽力帮助你的。”萨凡奇将信交给张光斗后，用双手拍拍自己学生的肩膀，“你让我看到中国水利的希望。你们中国有一条长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江河之一，听说那儿有个最迷人的风景险滩叫三峡？”
“对，长江三峡特别的壮观美丽，而且水急滩险，可以修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张光斗说起自己的祖国时，那份眷恋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让萨凡奇深受感染。
“我一定要去长江三峡看一看。”
“欢迎先生去。”
就这样，张光斗再次转学到了哈佛大学，师从威斯脱伽特教授。一年之后，他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正当张光斗学业辉煌，名师们纷纷向他招手，哈佛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也已经确定给他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民族耻辱强烈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的心。
“尊敬的萨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国参加建设，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的人民效力。”张光斗从哈佛领到硕士学位证书后再次回到萨凡奇身边，他对导师说此话时，语调深沉而悲切。
“放弃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了？”
“嗯。”
萨凡奇久久不语。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建设伟大的三峡水利工程。”
“谢谢，我一定在中国等待您的到来。”
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回国后，张光斗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到处呈现抗战的烽火，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无心搞建设的现实，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打电话给当时任南京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教授。钱教授同张光斗是同乡近邻，听说张光斗是学水利专业的，在美国获得了双科硕士学位，且师从萨凡奇，便十分高兴地邀张光斗见面。之后，钱昌照任命张光斗到当时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四川长寿的龙溪河水电工地当工程师。那时能当上工程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张光斗自己的才识和学问，他当之无愧。
在赴龙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张光斗第一次与美丽壮观的三峡拥抱。当轮船经过三峡险滩时，张光斗无比深情地默默祈求：此生此世， 一定要在这儿为国家建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
然而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岁月里，张光斗空有一腔热血，只能竭尽所能，参加和主持了像龙溪和下清渊硐等五六个小型水电站的建设。
1942年，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决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张光斗理所当然地被选中了。
“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真高兴！”张光斗赴美国实习的地方，正是他的恩师萨凡奇博士当顾问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别六年，师生再次相会，留着美丽小胡须的萨凡奇高兴得直把高徒紧紧抱住。
“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当顾问。”萨凡奇告诉自己的学生。
张光斗眼睛一亮：“印度离我们中国很近，先生应该到我们中国去一趟嘛！”
萨凡奇摸着小胡须，乐了：“我也非常愿意去你的伟大祖国，可这得由你们的政府邀请。”
“那当然。先生是国际权威，理当由政府出面邀请。”
“不不，是因为我要到你们中国去，必须以工作和考察的名义，我才好多走走看看。再说我还要去看看那个伟大的长江三峡呢！”萨凡奇幽默道。
“先生说得对。”
张光斗马上写信给钱昌照，转告了萨凡奇的意见。
“那当然好，能请萨凡奇先生来中国访问，是件大事。政府方面的邀请手续我来负责办理。”钱昌照得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妥了邀请萨凡奇先生的有关手续。
不日，萨凡奇告诉张光斗：“美国国务院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并同意此事。”
张光斗好不高兴，他为自己促成此事而感到荣幸。
20世纪40年代，因萨凡奇先生的到来，中国的“三峡热”简直有如今天我们申奥成功一样的热度。
187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的这位国际水利大师，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他的勤奋敬业，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总设计师的高位。他先后主持了美国及世界各地六十多项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坝，发电量为197万千瓦，投资3亿美元。这样的工程，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美国也是了不得的事。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反对浪潮， 连萨凡奇的同行——美国土木协会也组织集会，愤怒地声讨萨凡奇：“他是老了还是疯了？为什么要在那片不毛之地修一个花费如此大的水坝？ 把萨凡奇从水利权威的位置上拉下马！他已经不配了！”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独具慧眼地把关键的支持票投向了萨凡奇。大古力水坝用“美国精神”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大坝的建成，对美国战后的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充足和宝贵的电力资源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西部的繁荣。萨凡奇因此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5日，萨凡奇飞抵中国重庆。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就有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送到了萨凡奇先生的案头。这份报告是在翁文灏和钱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出面请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出来的。潘绥先生没有到过三峡，这是他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对修建三峡工程提出的一份建议书。此提议有美国利益的考虑，标题为《利用美国贷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建议书中有关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是这样说的：由美国贷款9 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同时建造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工厂，利用发电厂所发的一半电力来制造化肥，出口美国，以此作为偿还贷款，贷款还清后水电厂与化肥厂归中国所有。
太好了！一千多万千瓦的伟大工程！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萨凡奇当夜就向翁文灏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长江三峡！
“不行啊萨凡奇先生，此时的宜昌尚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三峡靠近前线，到三峡是很危险的，先生的安危我们可担当不起呀！”翁文灏一听就着急了。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萨凡奇一生视水利重于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峡非去不可！请不用为我多虑。”萨凡奇坚定地告诉中国官员， “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如果我不能从三峡回来，请将此事转告我的家人， 一切责任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一位年届65岁的老科学家的秉性。关于萨凡奇先生的为人和对事业的执著，可以从许多美国同事和中国的科学家那儿获知。张光斗就说过这样的故事：萨凡奇在美国垦务局的年薪为8000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人建议，以你萨凡奇先生的权威和名气，自己开个公司，一夜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萨凡奇对此一笑：我对金钱的兴趣等于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爱好。美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决意请他出任内务部垦务局的局长。萨凡奇摇头道：“我学水利而未学做官，上帝托付我的使命是造大坝，我的本领因此只能是造大坝！”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他对中国、对三峡，与中国人一样，同样热忱，同样执著。
一位外国专家对三峡如此痴迷，让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感动了，他亲自出马陪同，并率重兵与萨凡奇考察团一行乘“民康号”轮船专程前往三峡考察。那时日本军队为打通中国内地的南北交通要道，在三峡一带与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拉锯式的激战。萨凡奇一行的三峡考察团几乎天天处在敌我双方的战火之下，情况非常危险。然而萨凡奇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直奔三峡地区。
“萨凡奇先生，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边是敌人的防区，他们天天都派飞机出来轰炸，轮船无论如何不能靠近三峡了。”吴奇伟一次次地警告道。
萨凡奇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太阳旗敌机，风趣地说：“它是专打轮船的，那好，我们就改用'11'号车。”他让轮船靠岸，并令随行考察队员沿山道步行前往三峡一带。
“带着重机枪和手枪队，一旦出现敌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萨凡奇先生！”吴奇伟只好向部属下此死令。
就这样，萨凡奇用了整整10天时间，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后，他独自躲在四川长寿（现属重庆市） 的龙溪水电工程处，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萨凡奇计划”。
“'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事关中国前途，将鼓舞华中和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提供广泛之就业机会，提高人民之生活标准， 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扬子江三峡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萨凡奇在把计划呈给翁文灏前，特意写下了自己对三峡工程近万字的看法，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情，使翁文灏等中国官员看后兴奋不已。
“委员长先生，我看萨凡奇先生的计划值得好好研究，国民政府应该全力支持之！”翁文灏带着“萨凡奇计划”亲自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
正被全国各地抗战局面吃紧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随意看了一眼“萨凡奇计划”，对翁文灏说：“眼下战局紧张，建设上的事我哪有心思过问？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看着办，不过我的国库可是空的呀！千万别向我说钱的事！”
翁文灏的心头如同被一盆冷水浇泼：没有钱建什么三峡大坝嘛！
“我的计划说得很清楚，靠向美国政府贷款嘛！中国政府是有偿还能力的嘛！”萨凡奇听了翁文灏转达的蒋介石意见，不由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说道，“对三峡这样伟大的工程，国家应该全力关注和支持，因为它能够将一个国家建设推向全面发展的航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更需要将这样伟大的工程建设推进和发展。当年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河上主张修建大古力水坝时，正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才使这项伟大工程获得成功，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才从大古力水力发电站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与好处的。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比美国的哥伦比亚河更好，它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唯一的。上帝赐给了你们如此福分，实在太理想了！我现在65岁，如果上帝能假我以时日，让我将三峡工程转为现实，那么请你们中国人同意我一个心愿，在我死后埋在三峡，那样我的灵魂将永远得到安息！”
“谢谢您，尊敬的萨凡奇先生！”翁文灏深深地被这位赤诚的美国专家的“三峡情”所感动，“我会尽我所能，全力促成先生的宏愿。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水利官员的夙愿！”
“好啊，翁，我们终于想到一起啦！”萨凡奇伸开双臂，与翁文灏紧紧拥抱。
萨凡奇回到美国后，即着手与政府方面商洽中美共建中国三峡工程事宜，而且特别建议美国国务院成立一个水力发电统一管理局，还推荐他的同事柯登先生出任中国三峡工程总工程师一职。
“萨凡奇计划”让中国和美国一起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三峡热”，这在20世纪中叶是很少见的一个历史现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胜利的日子已在眼前，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战后的大建设，中国人的“三峡梦”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
《国家行动》，何建明著，天地出版社，2018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