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开启，跟前几年一样，重霾还是如期而至。从2013年雾霾爆发以来，我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展开一场蓝天保卫大战，但在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蓝天仍然不见，为什么？
图 北京2019年3月初重霾
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及时回应，3月5日在记者会上指出，有两千多名全国一流的大气、气象等科学家共同研究， 雾霾的原因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关键就是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偏重。 这实在是一个笑话， 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偏重是一个需要两千多名全国一流的大气，气象等科学家共同研究的东西么？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出这么一个路人甲都明白的成果，真是匪夷所思！
雾霾的原因真的是产业结构偏重么？刘司长又指出，“2013年北京煤炭消费量是2000多万吨，2018年不到300万吨。北京迄今将非北京功能的一千多家企业疏解了“。但北京的霾为什么还是那么重？刘司长又指出，北京的霾，2/3来自北京市，1/3来自外界传输，但是近期重污染期间，像刚刚经历的这次空气重污染天气，55%-70%来自于外地。
但外地也没闲着啊？河北，天津也在做超低排放，标准也早已超过欧美。治理散乱污，光河北2017年就关停取缔68747家大大小小的企业。现在几个冒烟的行业，电厂，钢厂，化工，冶炼等，小企业基本都被清除或整合了。减煤、控煤也是如火如荼，中央地方层层下达指标，督察执行。停产、限产、错峰生产，各地都有详细方案。京津冀地区的工程企业，这几年大部分开工时间不到一半，钢铁厂、化工、冶炼行业也是随叫随停，经济代价不可谓不重。你不能老怪别人。
可是这雾霾天，怎么还是常来常去！如果不是我们气象部门预报得准，重霾来时，搞个错峰，提前让工厂把门关了，肯定还要严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这些努力白费了么？ 难道我们真的只有调整产业结构， 把工厂搬到西白利亚去么？
看看这张图，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环境治理，还是有成效的，传统的三大污染物（硫，硝，尘）一直在下降，而雾霾天2013年爆发后，2014年达到高峰，2015年以后虽然开始较大幅度减少，但始终处于高位。也就是说，雾霾的大爆发，出现在硫硝大幅度减少过程中的2011-2015年。雾霾的减少与传统的污染物的削减关联性不大，甚至出现相反趋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降了那么多，产业结构也一直在调，我们的煤也少烧了，排放指标也大幅改善了，也关停了、错峰了，那重雾霾从那儿来的呢？记者没有问，刘司长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来补充一下。
图 传统污染物排放量与雾霾天数变化趋势
大家知道，这雾霾成分主要是颗粒物。颗粒物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可过滤的，一种是可凝结的，可过滤的就是通常我们理解的固体形态的颗粒物，可凝结颗粒物在高温时是气态，低温时转变成液态或固态。我们目前环保标准里要求测的颗粒物，只是针对可过滤的颗粒物，因为固态好测，气态不好测。燃煤锅炉排放的颗粒物，可过滤的和可凝结的，基本是一半对一半，有的检测数据后者高几倍。所以，我们的超低排放标准里，把颗粒物降到个位数（5毫克/立方米，全世界最高，还高很多），也只是管住了一半，另一半甚至更多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颗粒物一进入空气，温度降下来，就露出了原形，凝结成固态或液态颗粒物，比可过滤颗粒物小很多，成为雾霾的凝结核；数量较多的排放的硫酸雾还能与大气中富含的氨等碱性物质结合形成盐，也成为更细的颗粒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环保指标成绩单，总是和空中的雾霾对不上的原因。我们的指标有缺陷，让可凝结颗粒物跑了。
还有就是湿法脱硫排出的白烟气，是真正的troublemakers。这白烟气可不像我们的专家朱华发院长所说的是水蒸气，而是含有巨量超细颗粒物的烟气，有多巨量吧，说出来吓你一跳。据某著名高校人员2012年8月检测，执行当时排放标准的燃煤发电机组的数据（节能技术,2015(5):398-402），每立方厘米的烟气，居然有2515万粒PM2.5，比脱硫前多出417倍，而且按照粒数99%为PM0.38以下。这些我们可能都没注意到，因为我们的颗粒物标准是以质量计，对于PM0.38，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其粒数浓度的变化确是与雾霾紧密正相关。这些超细的颗粒物飘上了天，没有风、雨和雾霾后颗粒变大后的沉降，就不太可能再沉降了。当2012年大部分脱硫系统的烟气再热系统（GGH）拆除，以及新上脱硫系统不再安装GGH后，当时也没有现在超低排放必备的湿式电除尘系统，脱硫后烟气增加417倍的PM2.5直接排向空中，也就有了上面图表里显示出的2013-2014年雾霾天数翻番式大爆发。
即使是现在的超低排放，另一位相同著名高校博士毕业论文中测出脱硫后的PM2.5粒数也增加了31倍！不过他倒是发现PM2.5的质量下降了12.8%。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专家嘴这么硬，一定要坚持超低，一定说湿法脱硫没事，PM2.5降下来了啊！可是，降下来的是有限的质量浓度，粒数浓度却仍然几十倍的增加！企业花那么大的成本实现超低排放，根本没有治到形成雾霾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以前也烧煤啊，直排的，黑烟滚滚，但蓝天白云尚有，现在煤少了，硫硝尘也少多了，但大气天天都是灰蒙蒙的，而且怎么也弄不清爽。
2015年开始大面积的电力行业超低排放，通过脱硫塔后加装湿式电除尘，降低PM2.5的质量和粒数，遏制住了2012年大部分燃煤电厂取消GGH后造成的连续两年雾霾天数翻番式增长，雾霾天数开始下降。后面几年的PM2.5质量浓度已经低于雾霾大爆发之前，但仍高位徘徊。原因一方面是大的燃煤电厂PM2.5质量浓度很低了，但白烟气里，粒数浓度仍然远高于脱硫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没有国家政策支持的钢铁、非电燃煤锅炉继续重蹈燃煤电厂的覆辙，大部分仍采用湿法脱硫又没有财力或政策支持实现超低排放，抵消了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的战果，而且由于其工艺复杂、资金缺乏、治理质量不高，产生的颗粒物浓度更大。
归根结底是湿法脱硫后，取消 GGH 后形成的白烟气惹的祸，开始时电力行业取消GGH和新建不再安装GGH；后来是钢铁厂新建不安装GGH，造成2013-2014年雾霾大爆发。而后，尽管推行超低排放，清除散乱污，减煤控煤，停产限产，把传统污染物降到最低，但由于白烟气里超高的，没有在我们监测指标内的颗粒物粒数，致使雾霾居高不下。
找到这一根本原因就能够精准治霾了，管住”湿烟囱”排出的白烟气就行。管住”湿烟囱”就管住了雾霾的根源，就能够迅速降低”湿烟囱”中直接出来或间接产生的弥漫在大气中的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的粒数浓度。需要补充的是，这三样东西不是来自锅炉煤炭燃烧，不是燃煤惹的祸，而是脱硫塔自身产生的极细颗粒物，属于次生灾害。换一种环保技术措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这样，中国的特殊资源禀赋——煤炭就不应该再被污名化了，而是要清洁利用。
原因非常简单，证据也已足够，讲了两年多，大部分人也都明白了，去年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开始“脱白”，只是大多数是地方条例，也没有统一标准，加之有个实施时间周期，像徐州，唐山，连云港那样下死命令的还不多，所以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当然，超细颗粒物就是在静稳天气的3级风下，也能够日行几百公里，城市之间互相影响，因此，只是局部地区治理是不行的，还得要生态环保部来领导。不过“脱白”的路子是对上了，治理雾霾，消除白烟雾就能事半功倍，比关工厂，拆煤炉子要强得多，也不一定要把重工业都关停， 搬走。顺便也提醒一下政协委员刘司长，治霾，按照习主席的说法，不能犯方向性错误！
（作者简介：何平博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会长，全国政协海外特邀代表；周勇，齐鲁工大（山东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客座资深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