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准确认识低碳经济
2010/6/2 10:00:48 新闻来源：《中国经济报告》杂志
◎ 潘家华
发展低碳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吗？目前的认识似乎出现两个极端：一种认为，考虑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能源资源禀赋特征，一旦低碳，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刚性约束，因而中国不能搞低碳经济；另一种看法则相反，认为低碳经济必须要搞，而且要有强制性约束指标，要通过对国际承诺减排，形成对中国低碳发展的“倒逼”机制，甚至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惹的祸，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那么，低碳经济就必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硬约束吗？硬性碳约束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吗？前者显然是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出现偏颇，后者则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过遏制发展来实现碳减排，实际上是持有某种国际战略考虑的、对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抬升感到不安的势力所希望和要求的。
这就说明，第一，我们要认识国际低碳的压力，正确解读低碳经济的内涵；第二，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硬性碳约束遏制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第三，发展低碳与国内经济转型可以互为促进，但不应挑战“发展的硬道理”。
一、国际低碳的压力：哥本哈根会议聚焦于中国的碳减排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自1995年以来已经举行15次，但从来没有像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规模大，规格高，争论激烈。尽管气候谈判关注的问题似乎很多，涉及减排目标、资金技术和适应气候变化。但核心就一个：温室气体减排。资金技术是为了减排，适应气候变化要求减排。本来国际社会关注减排的焦点一直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但哥本哈根会议似乎风向转了，矛头直指中国。
首先，发达国家在承诺其减排目标时，都不忘加上一条：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承诺。美国甚至将中国参与承诺作为其承诺的先决条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做出的承诺，明确要求排放大国参与减排；即使是欧盟，也明确表示，其单方面减排目标只是20%，如果其他主要排放大国同样减排，其幅度可达30%。第二，对中国的自主减排目标大加责难。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做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相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的目标，应该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过，目标是很高的，有难度的，而且只是能源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没有任何水分。但发达国家异口同声，说中国目标太低，可以减到50%甚至60%。第三，发达国家背离巴厘路线图要求，拒绝对中国的减排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要求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第四，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直接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五，发达国家还要求，发展中国家认同2050年远期减排目标，从而倒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路线图。
一方面，国际社会聚焦中国减排，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当前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年净增量最大、人均排放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未来排放大量看涨。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历史累计排放低。而且，发展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在2020年降低25%〜40%。但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没有一个到位；而且大多掺有水分，例如美国将基准年改为2005年，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和碳汇；讲条件，不满足条件就不减。
公约下长期减排目标的谈判，似乎发达国家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出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半、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明确反对。中国在阻止将这一目标写进协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背上“骂名”。显而易见，发达国家推出的这一目标，是要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因而，我们必须反对，如果不反对，在排放空间等同于发展空间的今天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发展就会受到“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刚性约束，所以我们要反对。
哥本哈根会议所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温室气体减排。对于中国，国际社会有期望有压力；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要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温室气体减排，低碳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二、准确认识低碳经济的内涵
什么叫低碳经济呢？概括起来，有三类界定。第一类界定强调温室气体低排放，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二类界定考察碳生产率，即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产出如GDP，产出越高，则生产率越高，因而越低碳；第三类界定是目标导向性的，即满足一定目标水平，才可称为低碳，才能叫低碳经济。应该说，低碳经济的界定具有相对和绝对双重属性。相对于某一基准，减多少是相对的；但是一旦这一减排数额成为明确的目标，低碳就成为绝对量化的要求了，至少是在一定时间段、一定条件下。
我们说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是什么关系？应该说，它们是有共性的。所有概念所强调的经济形态，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平衡为特征。但是，它们也是有区别的。循环经济强调的是物质的循环利用、清洁生产、能源的尽量利用、废物减量，从而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概念较为类似，强调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设计和管理，从而减少外界的物质与能量输入，实现自我良性循环，避免对外界的不利影响；绿色经济强调环境友善，污染得到控制，环境得到修复，空气清新，水源洁净，生活环境绿色。低碳经济强调的是碳的约束，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要求削减碳排放；无碳的活动，不受约束。
由于碳排放与化石能源消费、化工生产和废弃物管理有关，因而与循环、绿色、生态经济是重叠的。但是，循环的、绿色的、生态的，并不必然是低碳的。例如，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如果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显然与低碳矛盾；为保持绿色而不建核电站，不利于减少碳排放；人工生态修复需要消耗化石能源，从而带来排放。同样，低碳的，也并不必然是绿色、生态和循环的。例如，能源种植业，为了提高生物质能的产量，需要改变自然环境，并不必然绿色、生态，也难以循环。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转型，我们选择什么呢，绿色、循环、生态，抑或低碳？在全球减排的国际环境下，循环的、生态的、绿色的产品具有中国特色，但在国际市场，没有低碳标签，可能不具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消费者可能不认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也有可能抵制。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里，低碳产品、低碳生活似乎代表着道义上负责、政治上正确、技术上先进、消费者觉醒。低碳产品才有市场，才有竞争力。如果我们排斥低碳，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参与国际竞争，自绝于国际市场。
三、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过程
中国需要走向低碳，中国也在努力走向低碳。但是，低碳发展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中国的低碳发展，很可能需要经过一个适度增加而再降低的过程。
中国能源结构是高碳的。无碳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占93%，化石能源中较为低碳的石油天然气占据不足1/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要摆脱煤炭走向低碳，显然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一公斤标准煤热值的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煤炭最高，为2.69公斤，石油为2.07公斤，天然气为1.63公斤。相比煤炭和石油，天然气是低碳能源。相对化石能源，核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是无碳能源。核电已经具有与常规化石能源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例如法国。我国也在大力发展，目前装机容量不足1000万千瓦，规划到2020年到达7000万千瓦。但是，发展核电，也受资源禀赋的约束。我国铀矿资源十分匮乏，大多只能依靠进口。而且核废料的处置尚没有成熟技术。因而发展核电，也存在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双重障碍。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总量大、未来需求多。1971年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只占全球总额的5.7%，人均排放只有世界平均排放的1/4，2007年总量已经超过全球的20%，人均排放达到4.6吨，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近瑞典5.1吨的水平。当前，世界新增温室气体排放中国要占全球的近一半。2010年，我们可能超过法国人均5.8吨的排放水平。欧盟当前的人均约为7.5吨。由于欧盟人口稳中有降，经济完全饱和，无碳的可再生利用在增加，能效在提高，今后人均排放只会下降。如果我们保持当前的城市化工业化速度，中国则可能早在2015年、晚在2020年前后超过欧盟人均水平。
鉴于中国在世界排放格局中的地位，发达国家乃至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明确要求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哥本哈根协议明确了温升两度的目标。发达国家和小岛国一再要求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下降50%，全世界的排放峰值提前到2015至2020年。允许中国可以滞后一些，但要在2025年以前实现峰值。如果中国满足这些目标要求，中国将不可能在2050年前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实际上，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在高速增长。2006年中国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08年与美国相比只差10%左右。由于金融危机，美国2009年能源消费仍然负增长，中国2009年已经超过31亿吨标准煤。如果美国能源消费持平或负增长，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能源消费快速大幅上扬，在最近两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上也会超过美国。
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短期内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绝对低碳，不可能与尚未起步的最不发达国家那样，处在一个较低的排放水平，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维持较高的水平或立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如果将排放的峰值降低了，高水平排放的时间缩短了，就是低碳经济！
四、通过发展走向低碳
伴随发展进程，中国的排放在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也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遏制发展来解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能源需求只进一步增长，我们不可能停下来。
一个正常增长的经济体，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突然下滑，从现有情况来看，有三种可能：一是像俄罗斯那样，1990年在苏联解体后，经济全面衰退下滑。经济连年负增长，20年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俄罗斯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水平尚低1/3。经济衰退而减排，显然不是中国的选择。第二是像拉美这样的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态势很好，80年代几次危机，出现经济发展的“夹生饭”。1980年，拉美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1.9吨，2007年仍然只有2.2吨，其间1985年还低至1.6吨、1990年1.7吨。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不上不下。中国当前的发展，当然需要一鼓作气，必须避免“夹生饭”。第三是延缓发展进程。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我们渴望在2030年前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我们为减排而放弃成本低供给稳定的化石能源，而采用成本高供能数量有限的风能、太阳能，我们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但进程需要拉长50年甚至100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希望生活质量能够尽快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必须争取中国的发展迅速而且一步到位。
只有发展了，我们才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中国几千年来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困扰，使中华民族屡屡蒙受巨大灾难。改革开放以前，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进入21世纪，这些灾害与历史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造成的损失，却降到1%左右。过去台风一来，民宅受损；现在钢筋混凝土建筑，可抵挡任何台风，损失自然减少了。没有发展，灾害就会年复一年，生活得不到保障。
尽管中国发展很快，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是有相对抬升，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十分巨大。1971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6%；经过40年，中国经济似乎有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但也只有美国经济总量的1/4。而美国从1971年至现在，产出占全球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尚不能立即大幅减排，可见中国大幅减排，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
发展无碳能源，需要资金、技术，也需要时间。要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应达到6.8亿吨标煤。即使按目前初步规划，到2020年我国非水能可再生能源达到2亿吨标煤，其中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规模分别达到1.5亿千瓦、2000万千瓦和3000万千瓦，合计折合标煤约1.3亿吨，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核电规模必须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折合标煤为1.6亿吨，并确保水电开发规模约3亿千瓦，折合标煤为3.1亿吨，否则就要超常规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而实际上，我国当前核能装机容量只有1000万千瓦，风电2000万千瓦，水电1.9亿千瓦。11年时间6000万千瓦核能装机、1.2亿千瓦风电、光电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1.1亿千瓦水电装机，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并非是轻而易举信手可得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高投入发展非化石能源。即使是这样，也需要11年时间；即使是这样，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碳排放的峰值，碳排放仍将增长。没有发展，就没有资金和技术，也就谈不上低碳。
五、实现低碳与发展的双赢
中国已经明确向全世界承诺，相对于2005年的水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15%。保障中国能源需求，又要考虑低碳因素，我们需要对各种能源进行比较评估，分析碳排放量、经济性、稳定性、安全性和潜力、生态环境影响等。化石能源因高碳，需要尽可能减少需求；核电在经济性、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上具有优势，但原料供给、核安全和废料处理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制约因子。太阳能、风能的主要劣势在于经济性和稳定性，如果没有技术突破，不可能作为能源供给的基础负荷。水电的主要劣势在于生态环境影响和移民的社会影响。
实现低碳与发展的双赢，提高碳生产力是基础。当前乃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占据能源消费总量中垄断地位的状况短期不可能改变。化石能源高碳，但是稳定、低成本，我们当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需要，而且也可为高成本的无碳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长时期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关键是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
优先开发利用经济可行的可再生能源，积极研发目前尚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在当前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需要防止卷入“可再生能源陷阱”，即发展高成本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而延缓发展进程的境地。对于具有商业竞争力但存在一些问题的可再生能源如水电，要具体分析，从能源安全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视角，深入分析，排除障碍，加速开发利用。例如，水电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和移民问题。从生态方面看，水库建设有淹没，改变了生态环境。客观的看，水库淹没实际上是一种生态资产的转换：从陆生生态系统转换为水生生态系统。净生态资产并没有损失。大坝建设物理隔离了洄游性鱼类的通道，如果能够人工加以弱化这种影响，或洄游性鱼类能够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影响就可以弱化。水库水量加大水温分层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这是事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水库水环境的多样化而使水生生态系统多样化，则是有利于生态改善的。水库大坝对水的调节，如果能够改善水资源的供给，则是一种有效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手段，也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为什么核电、风能、火电建设引起的移民没有像水电这样引起关注？城市老城区改造引起的人口迁移，数量也不少，但没有水电移民的问题和后遗症。为什么？二滩和小浪底建设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参照国际补偿和管理方法，生态和移民问题似乎并不突出。这就说明，水电开发利用的生态和移民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水电建设，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用于水库移民，只能造成库区移民问题的加重。试想，如果在水电开发补偿中，将失地农民安排非农就业，或者将水电收益的一部分用以反哺失地农民，可以想象，库区移民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当时我们的政策，低补偿，低电价，用行政手段解决移民问题。实践证明，这种牺牲移民利益的途径不能解决移民问题。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移民的资产损失按市场评估，作价作为投资入股水电建设，水电的资金需求下降了，移民的收益和生计也得到了保障。实际上可以实现低碳、发展、生态的多赢。
低碳消费是低碳发展的根本。技术是一种解决途径，但是，技术开发是有成本的，技术应用需要时间，有滞后效应；而且，技术也有双重性，有低碳技术，但多数技术是促进消费的技术。如果促进消费的技术发展快于低碳技术的发展的话，技术发展的净效应甚至可能是负面的。此外，在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通常高于低碳技术进步的速度。例如，汽车节能效率提高20%，但汽车使用率超过20%，能源消费实际上还是增加的。低碳消费对生产有一种引导和推动。如果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技术创新、企业生产、储藏运输，均会向低碳努力，以提高竞争力。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可以减少碳排放需求，例如，消费者采用可持续交通，低碳出行，显然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发展低碳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吗？目前的认识似乎出现两个极端：一种认为，考虑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能源资源禀赋特征，一旦低碳，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刚性约束，因而中国不能搞低碳经济；另一种看法则相反，认为低碳经济必须要搞，而且要有强制性约束指标，要通过对国际承诺减排，形成对中国低碳发展的“倒逼”机制，甚至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惹的祸，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那么，低碳经济就必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硬约束吗？硬性碳约束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吗？前者显然是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出现偏颇，后者则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过遏制发展来实现碳减排，实际上是持有某种国际战略考虑的、对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抬升感到不安的势力所希望和要求的。
这就说明，第一，我们要认识国际低碳的压力，正确解读低碳经济的内涵；第二，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硬性碳约束遏制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第三，发展低碳与国内经济转型可以互为促进，但不应挑战“发展的硬道理”。
一、国际低碳的压力：哥本哈根会议聚焦于中国的碳减排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自1995年以来已经举行15次，但从来没有像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规模大，规格高，争论激烈。尽管气候谈判关注的问题似乎很多，涉及减排目标、资金技术和适应气候变化。但核心就一个：温室气体减排。资金技术是为了减排，适应气候变化要求减排。本来国际社会关注减排的焦点一直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但哥本哈根会议似乎风向转了，矛头直指中国。
首先，发达国家在承诺其减排目标时，都不忘加上一条：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承诺。美国甚至将中国参与承诺作为其承诺的先决条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做出的承诺，明确要求排放大国参与减排；即使是欧盟，也明确表示，其单方面减排目标只是20%，如果其他主要排放大国同样减排，其幅度可达30%。第二，对中国的自主减排目标大加责难。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做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相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的目标，应该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过，目标是很高的，有难度的，而且只是能源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没有任何水分。但发达国家异口同声，说中国目标太低，可以减到50%甚至60%。第三，发达国家背离巴厘路线图要求，拒绝对中国的减排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要求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第四，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直接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五，发达国家还要求，发展中国家认同2050年远期减排目标，从而倒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路线图。
一方面，国际社会聚焦中国减排，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当前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年净增量最大、人均排放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未来排放大量看涨。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历史累计排放低。而且，发展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在2020年降低25%〜40%。但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没有一个到位；而且大多掺有水分，例如美国将基准年改为2005年，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和碳汇；讲条件，不满足条件就不减。
公约下长期减排目标的谈判，似乎发达国家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出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半、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明确反对。中国在阻止将这一目标写进协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背上“骂名”。显而易见，发达国家推出的这一目标，是要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因而，我们必须反对，如果不反对，在排放空间等同于发展空间的今天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发展就会受到“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刚性约束，所以我们要反对。
哥本哈根会议所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温室气体减排。对于中国，国际社会有期望有压力；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要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温室气体减排，低碳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二、准确认识低碳经济的内涵
什么叫低碳经济呢？概括起来，有三类界定。第一类界定强调温室气体低排放，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二类界定考察碳生产率，即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产出如GDP，产出越高，则生产率越高，因而越低碳；第三类界定是目标导向性的，即满足一定目标水平，才可称为低碳，才能叫低碳经济。应该说，低碳经济的界定具有相对和绝对双重属性。相对于某一基准，减多少是相对的；但是一旦这一减排数额成为明确的目标，低碳就成为绝对量化的要求了，至少是在一定时间段、一定条件下。
我们说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是什么关系？应该说，它们是有共性的。所有概念所强调的经济形态，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平衡为特征。但是，它们也是有区别的。循环经济强调的是物质的循环利用、清洁生产、能源的尽量利用、废物减量，从而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概念较为类似，强调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设计和管理，从而减少外界的物质与能量输入，实现自我良性循环，避免对外界的不利影响；绿色经济强调环境友善，污染得到控制，环境得到修复，空气清新，水源洁净，生活环境绿色。低碳经济强调的是碳的约束，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要求削减碳排放；无碳的活动，不受约束。
由于碳排放与化石能源消费、化工生产和废弃物管理有关，因而与循环、绿色、生态经济是重叠的。但是，循环的、绿色的、生态的，并不必然是低碳的。例如，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如果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显然与低碳矛盾；为保持绿色而不建核电站，不利于减少碳排放；人工生态修复需要消耗化石能源，从而带来排放。同样，低碳的，也并不必然是绿色、生态和循环的。例如，能源种植业，为了提高生物质能的产量，需要改变自然环境，并不必然绿色、生态，也难以循环。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转型，我们选择什么呢，绿色、循环、生态，抑或低碳？在全球减排的国际环境下，循环的、生态的、绿色的产品具有中国特色，但在国际市场，没有低碳标签，可能不具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消费者可能不认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也有可能抵制。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里，低碳产品、低碳生活似乎代表着道义上负责、政治上正确、技术上先进、消费者觉醒。低碳产品才有市场，才有竞争力。如果我们排斥低碳，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参与国际竞争，自绝于国际市场。
三、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过程
中国需要走向低碳，中国也在努力走向低碳。但是，低碳发展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中国的低碳发展，很可能需要经过一个适度增加而再降低的过程。
中国能源结构是高碳的。无碳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占93%，化石能源中较为低碳的石油天然气占据不足1/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要摆脱煤炭走向低碳，显然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一公斤标准煤热值的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煤炭最高，为2.69公斤，石油为2.07公斤，天然气为1.63公斤。相比煤炭和石油，天然气是低碳能源。相对化石能源，核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是无碳能源。核电已经具有与常规化石能源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例如法国。我国也在大力发展，目前装机容量不足1000万千瓦，规划到2020年到达7000万千瓦。但是，发展核电，也受资源禀赋的约束。我国铀矿资源十分匮乏，大多只能依靠进口。而且核废料的处置尚没有成熟技术。因而发展核电，也存在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双重障碍。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总量大、未来需求多。1971年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只占全球总额的5.7%，人均排放只有世界平均排放的1/4，2007年总量已经超过全球的20%，人均排放达到4.6吨，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近瑞典5.1吨的水平。当前，世界新增温室气体排放中国要占全球的近一半。2010年，我们可能超过法国人均5.8吨的排放水平。欧盟当前的人均约为7.5吨。由于欧盟人口稳中有降，经济完全饱和，无碳的可再生利用在增加，能效在提高，今后人均排放只会下降。如果我们保持当前的城市化工业化速度，中国则可能早在2015年、晚在2020年前后超过欧盟人均水平。
鉴于中国在世界排放格局中的地位，发达国家乃至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明确要求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哥本哈根协议明确了温升两度的目标。发达国家和小岛国一再要求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下降50%，全世界的排放峰值提前到2015至2020年。允许中国可以滞后一些，但要在2025年以前实现峰值。如果中国满足这些目标要求，中国将不可能在2050年前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实际上，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在高速增长。2006年中国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08年与美国相比只差10%左右。由于金融危机，美国2009年能源消费仍然负增长，中国2009年已经超过31亿吨标准煤。如果美国能源消费持平或负增长，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能源消费快速大幅上扬，在最近两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上也会超过美国。
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短期内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绝对低碳，不可能与尚未起步的最不发达国家那样，处在一个较低的排放水平，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维持较高的水平或立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如果将排放的峰值降低了，高水平排放的时间缩短了，就是低碳经济！
四、通过发展走向低碳
伴随发展进程，中国的排放在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也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遏制发展来解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能源需求只进一步增长，我们不可能停下来。
一个正常增长的经济体，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突然下滑，从现有情况来看，有三种可能：一是像俄罗斯那样，1990年在苏联解体后，经济全面衰退下滑。经济连年负增长，20年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俄罗斯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水平尚低1/3。经济衰退而减排，显然不是中国的选择。第二是像拉美这样的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态势很好，80年代几次危机，出现经济发展的“夹生饭”。1980年，拉美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1.9吨，2007年仍然只有2.2吨，其间1985年还低至1.6吨、1990年1.7吨。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不上不下。中国当前的发展，当然需要一鼓作气，必须避免“夹生饭”。第三是延缓发展进程。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我们渴望在2030年前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我们为减排而放弃成本低供给稳定的化石能源，而采用成本高供能数量有限的风能、太阳能，我们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但进程需要拉长50年甚至100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希望生活质量能够尽快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必须争取中国的发展迅速而且一步到位。
只有发展了，我们才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中国几千年来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困扰，使中华民族屡屡蒙受巨大灾难。改革开放以前，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进入21世纪，这些灾害与历史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造成的损失，却降到1%左右。过去台风一来，民宅受损；现在钢筋混凝土建筑，可抵挡任何台风，损失自然减少了。没有发展，灾害就会年复一年，生活得不到保障。
尽管中国发展很快，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是有相对抬升，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十分巨大。1971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6%；经过40年，中国经济似乎有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但也只有美国经济总量的1/4。而美国从1971年至现在，产出占全球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尚不能立即大幅减排，可见中国大幅减排，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
发展无碳能源，需要资金、技术，也需要时间。要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应达到6.8亿吨标煤。即使按目前初步规划，到2020年我国非水能可再生能源达到2亿吨标煤，其中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规模分别达到1.5亿千瓦、2000万千瓦和3000万千瓦，合计折合标煤约1.3亿吨，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核电规模必须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折合标煤为1.6亿吨，并确保水电开发规模约3亿千瓦，折合标煤为3.1亿吨，否则就要超常规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而实际上，我国当前核能装机容量只有1000万千瓦，风电2000万千瓦，水电1.9亿千瓦。11年时间6000万千瓦核能装机、1.2亿千瓦风电、光电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1.1亿千瓦水电装机，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并非是轻而易举信手可得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高投入发展非化石能源。即使是这样，也需要11年时间；即使是这样，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碳排放的峰值，碳排放仍将增长。没有发展，就没有资金和技术，也就谈不上低碳。
五、实现低碳与发展的双赢
中国已经明确向全世界承诺，相对于2005年的水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15%。保障中国能源需求，又要考虑低碳因素，我们需要对各种能源进行比较评估，分析碳排放量、经济性、稳定性、安全性和潜力、生态环境影响等。化石能源因高碳，需要尽可能减少需求；核电在经济性、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上具有优势，但原料供给、核安全和废料处理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制约因子。太阳能、风能的主要劣势在于经济性和稳定性，如果没有技术突破，不可能作为能源供给的基础负荷。水电的主要劣势在于生态环境影响和移民的社会影响。
实现低碳与发展的双赢，提高碳生产力是基础。当前乃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占据能源消费总量中垄断地位的状况短期不可能改变。化石能源高碳，但是稳定、低成本，我们当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需要，而且也可为高成本的无碳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长时期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关键是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
优先开发利用经济可行的可再生能源，积极研发目前尚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在当前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需要防止卷入“可再生能源陷阱”，即发展高成本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而延缓发展进程的境地。对于具有商业竞争力但存在一些问题的可再生能源如水电，要具体分析，从能源安全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视角，深入分析，排除障碍，加速开发利用。例如，水电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和移民问题。从生态方面看，水库建设有淹没，改变了生态环境。客观的看，水库淹没实际上是一种生态资产的转换：从陆生生态系统转换为水生生态系统。净生态资产并没有损失。大坝建设物理隔离了洄游性鱼类的通道，如果能够人工加以弱化这种影响，或洄游性鱼类能够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影响就可以弱化。水库水量加大水温分层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这是事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水库水环境的多样化而使水生生态系统多样化，则是有利于生态改善的。水库大坝对水的调节，如果能够改善水资源的供给，则是一种有效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手段，也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为什么核电、风能、火电建设引起的移民没有像水电这样引起关注？城市老城区改造引起的人口迁移，数量也不少，但没有水电移民的问题和后遗症。为什么？二滩和小浪底建设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参照国际补偿和管理方法，生态和移民问题似乎并不突出。这就说明，水电开发利用的生态和移民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水电建设，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用于水库移民，只能造成库区移民问题的加重。试想，如果在水电开发补偿中，将失地农民安排非农就业，或者将水电收益的一部分用以反哺失地农民，可以想象，库区移民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当时我们的政策，低补偿，低电价，用行政手段解决移民问题。实践证明，这种牺牲移民利益的途径不能解决移民问题。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移民的资产损失按市场评估，作价作为投资入股水电建设，水电的资金需求下降了，移民的收益和生计也得到了保障。实际上可以实现低碳、发展、生态的多赢。
低碳消费是低碳发展的根本。技术是一种解决途径，但是，技术开发是有成本的，技术应用需要时间，有滞后效应；而且，技术也有双重性，有低碳技术，但多数技术是促进消费的技术。如果促进消费的技术发展快于低碳技术的发展的话，技术发展的净效应甚至可能是负面的。此外，在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通常高于低碳技术进步的速度。例如，汽车节能效率提高20%，但汽车使用率超过20%，能源消费实际上还是增加的。低碳消费对生产有一种引导和推动。如果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技术创新、企业生产、储藏运输，均会向低碳努力，以提高竞争力。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可以减少碳排放需求，例如，消费者采用可持续交通，低碳出行，显然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