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广国从小被从老家卖到河南，又被卖到矿上干活。死里逃生的小窦听说新晋皇后和自己同姓，便一路西行，来到长安。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当他向皇后娘娘讲起记忆中小时候在村口和姐姐分别的情景，泪眼婆娑的姐姐一把将失散多年的弟弟抱在怀里，失声痛哭。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班固《汉书·外戚传》都记载了这个传奇故事。

窦广国挖煤是为了炼铁。距离宜阳不远的河南巩县冶铁遗址、郑州古荥镇遗址、南阳瓦房庄遗址等都证明了河南在西汉时期以煤冶铁的事实。现在的宜阳依然是河南的煤矿和铁矿大县。

更早的时候，西亚人首先发明了冶铁技术，但一直使用木炭。在碳排放的语境里，一棵树，一生中都在进行碳捕捉，当它被砍伐烧成木炭炼铁后，它的碳排放等于过去吸附碳的总和。除了一些大型动物放屁中夹带的甲烷，人类出现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存在的是一个基本碳中和的地球，直到窦广国和他的工友们代表人类打破了这种平衡。

当煤炭和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之后，碳排放开始失衡，但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碳排放的增加都可以小到忽略不计。除了取暖和冶铁，煤炭没有在中国被发现新的用途，这让中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也成为中国和西方在18世纪大分流的原因。

18世纪的英国，瓦特对蒸汽机的改造，让煤炭成为动力的来源，在当时的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蒸汽机代替水车成为纺纱和织布机的动力，曼彻斯特旧火车站改造成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有大量当时的机器实物陈列。动力来源的改变，让纺织工业的效率极大提升，曼彻斯特成为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城市。1841年，德国人恩格斯也来到曼彻斯特，帮着打理父亲在这里投资的纺织厂。笔者在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看到恩格斯这段经历的简介，革命导师被列为曼彻斯特工业革命史上最有名的几个人之一。

煤炭烧开水彻底改变了世界，到现在，煤炭依然是中国占比最高的动力来源。从此，被称为化石能源的煤炭和石油、天然气也彻底地破坏了地球的碳平衡。现在，到了全世界为此还账的时候了。人类需要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重新让地球回到碳中和状态。

200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偏偏在中国工业化的时候，人类开始意识到了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以及地球未来的关系。最重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头上。

中国已经向世界郑重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承诺还包括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副担子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沉重得多。

距离碳达峰，只有10年时间，距离碳中和，只有40年时间。相比40年后的碳中和目标，10年碳达峰的目标更让人感觉到这份担当的紧迫性。

根据央行原行长周小川署名文章的测算，2020年，中国GDP达到100万亿元，二氧化碳排放是100亿吨左右。每一万元人民币的GDP产出，需要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到2030年逐年增加达到峰值的106.04亿吨，2031年开始降低到105.9亿吨，实现碳达峰。而6亿吨碳排放的增量，和我们预期达到的GDP目标，差得很远。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9个国家碳达峰，这其中包括几乎全部发达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及丹麦等国在21世纪之前就已达到碳排放峰值， 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碳排放峰值。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众多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早在1990年以前就实现了碳达峰。另外还有一个孤例，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007年碳达峰，计划在2021年实现碳中和。

除了哥斯达黎加，所有其他国家的碳达峰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通过主动减排以实现碳达峰。碳达峰对于别人是结果，对于我们是目标。对于别人是顺水推舟，对于我们是逆流而上。

中国需要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严峻得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尚未完成城市化，依然处在排放高速增长期。按照一般规律，在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后，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会大大降低乃至停止甚至倒流。此时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进行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 建材、钢铁等高耗能工业产品和能源消费需求也大大缩减， 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碳排放开始下降， 峰值才可能出现。而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超过60%，户籍城镇化率只达到40%多。按照“十四五”规划，今后每年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同样速度，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70%。而且同时要加快速度让目前2亿~3亿没有城市户籍的“半城镇化”人口实现“完全城镇化”。未来10年，需要在城市安家落户并使用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口将达数亿人。中国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倍， 城镇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农村地区的4.5倍， 相应的总能耗和排放约为农村水平的3倍。按照中国当前的城镇化速度，意味着每年新增建筑面积近20亿平方米、机动车近2000万辆。从数据比较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交通和建筑等部门新增能源需求约800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将相应增加约2亿吨。

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消费耗能处于增长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个阶段，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形向纺锤形变化，大量人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人均消费增长迅速，食物、衣着、日用品在大幅增长的同时，旅行频次、距离、时间都大幅增长。经济增速和耗能增速虽然比投资占比高的工业化中期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峰值一般出现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不超过3%，经济增长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需的能源消耗增速也大大减弱。

三、中国在满足本国消费的同时，还同时为全世界提供工业制成品，中国需要担负这部分本来应该由进口国担负的减排任务，在剩下的这10年内，出口工业品的总量只会更高。

四、中国的能源结构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高。中国消耗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达到近60%，是所有工业大国中占比最高的。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气高70%。而中国能源储量富煤、缺油缺气。东欧和发达国家各国碳排放大幅降低，碳排放达峰都和大量使用天然气直接相关，而中国的资源禀赋难以达到这样的能源结构转换。

虽然难度巨大，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碳强度逐步下降，已提前完成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根据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11月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201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45.8%，已提前完成了我国在2009年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但这一成就的取得和过去高耗能的经济结构相关，今后10年，通过对高耗能工业的改造和压缩减少碳排放的余量将逐渐减少，从工业生产上减排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有利的方面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可以在减排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旦目标明确，可以很快形成社会共识并付诸行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战证明了这一点。在碳达峰过程中，这种制度优势会更加明显地发挥作用。

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快速进步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有利因素。中国太阳能、风能设备制造方面能力的迅速发展，为从能源结构上大幅减排奠定了基础。

中国企业总体处于高速发展期，具有快速行动的能力和意愿。众多企业会将减排作为新的发展机遇，迅速调整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将减排和企业转型及初创企业的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开始阶段，经济仍在中高速发展期，在这个阶段实现碳达峰，需要同时从能源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较快速度的转型，没有案例可以照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中国需要在无人区，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碳达峰和碳中和之路。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将是中国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