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桢，水利专家，生于1897年7月12日，卒于1989年10月13日。浙江嘉兴人。 1917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3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水利部顾问、一级工程师。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主持和参与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整理南北大运河工程计划》，亲自勘察了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设计了邵伯、淮阴、宿迁三个船闸；领导修复钱塘江海塘工程。 主编了最早的大型专业工具书《中国工程师手册》，主持治淮技术工作，负责设计、施工、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工程处于当时拱坝技术的世界先进水平。 负责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施工、修建工作，直至大坝完成蓄水。

我幼年家贫，15岁又丧父，赖母亲劳动所得维持生活，幸由于姑母接济才免于失学。中学毕业时，萦绕于我胸怀中的就是选择能保证将来职业的学校，以免“毕业即失业”。

从报上看到全国水利局在南京所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说明毕业后将在导淮工程上工作，即去报名应试，结果以第一名录取，从此投身水利事业逾70余年，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

在旧社会，尽管我有一腔为祖国贡献自己力量的热情，但报效无门。先后尽心竭力做了不少水利计划，结果都仅仅是纸上谈兵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建国40年来，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勃然兴起，兴修大、中、小型水库8.6万座；农田灌溉面积发展到7亿多亩；水力发电量已达863.6亿度。这些都为都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

黄河本是中国的大患，由史可稽的曾经改道26次，游荡成性，蹂躏过广大的黄淮海平原，两岸堤岸决口漫溢成为常事，甚至有三年两决口的记录。但在建国40年中，除三贵海口一段在凌汛中曾经漫决外，从无决口漫溢的事故，这应归功于沿线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大搞修防的结果，也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没有的。

为实现党的“十二大”规定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今后水利、水电建设必须要转轨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为此目的，我认为首先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对现有工程要管好、用好；

另一方面是对新建工程必须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节省投资，缩短工期。

现在的工程，无论是从质量上、投资额上，施工期上说一般都不如50年代，在规划上就普遍地很少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如果这种趋势不设法扭转，恐今后不能指望水利、水电事业会有长足的进步。

我记得解放初期建设官厅水库，投资不多，三年即告完成；和它同时建设的佛子岭水库，在当时技术水平很低、机械设备很少的情况下，仅用了880天就把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建筑到顶，投资仅为3800万元。

水利、水电建设需要改革的方面和内容很多，要动大手术，从勘测、设计、施工、管理到科研、教育都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首先，水利电力部应该集合最能干的经济及管理专家成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全国水利、水电枢纽规划指挥部，它的任务是在短期内对全国可能开发的水利、水电枢纽进行规划，作出基本发展计划；要派出大批枢纽工作队到各条河流上选定还未开发的枢纽位置，并用新手段如航测、遥感、物理勘探等方法收集枢纽所在地的地形、地质、水文等资料，并调查淹没损失，然后作出有经济效益论证的基本发展计划。

其次，勘测设计院都应改组成企业性的勘测与设计公司。通过竞争投标来承担经费或任何补贴，一律由各公司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但在初期可不纳税，以利发展。

现有施工机构也应相应的改为经济独立的企业公司，实行竞争性的招标承包制。这样，可竭尽公司的才智，使枢纽设计的更合理，成本降低，工期缩短，经济效益增加。所有勘测、设计及施工机构都应由技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采取经理负责制，职工工资都按工作能力确定，企业经理有权随时加以浮动。

每个合同完成后，可从盈利中取一部分作职工奖金。在工作环境艰苦地区工作的，应发给津贴。企业应设基地，基地备有职工精神和物质上所必需的各种设施，使勘测、设计、施工队伍的成员，无后顾之忧。

科研机构也要设法做到自给自足，要培训水利、水电科学的博士与硕士。

学校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使他们一出校门，便可在实践中大显身手；毕业生应逐步做到预约分配，学生在校时便可到将来分配单位去实地实习，以增加实践知识。

我的这些设想，并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事在人为，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只要认真对待，有党的领导，没有做不到的。

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