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否定三峡工程，还没那么轻巧

　　文| 汤耀国

　　近大半个月来，三峡工程又一次被掀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兴浪之风有二，一是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二是几乎同时开始发酵的长江中下游大旱。尔后，各路媒体人士闻风而动，云集干旱地区、宜昌坝址与决策中枢北京，对三峡工程给予了特别关注。

　　本刊记者近年跟踪关注三峡议题，风起之初，虽隐约感到有些山雨欲来之势，但未曾料到会如此迅猛。就前述两大缘由本身而言，可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后展开的舆论大戏，亦几乎无甚新话可言。

　　不过，大凡意料之外，往往有情理可言。三峡工程曾多次陷入舆论漩涡，单纯就事论事已难解释弥漫其间的焦虑感。透过那些重弹屡屡的老调，可听到群众对共同栖居之所的持续关怀，以及对公共政策的追问。

　　上世纪80年代末三峡工程上马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周培源直言：“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眼下的一波“三峡热”，可谓20多年后的历史回音。其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性，但只要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未得到根本扭转，民意便会不断地寻找宣泄口。警钟需要长鸣，方有望震动容易麻木的神经。

　　这是真正因此前估计不足而进行的补救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通过的当日，英国路透社迅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承认三峡大坝存在弊端”的文章，这一“出口转内销”的消息，传播力与影响力不亚于国内的官方通稿。从网络上看，不少人似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并藉此怀疑：三峡工程是不是搞错了？

　　中国政府这一次确实承认三峡工程存在弊端，这绝非第一次承认，但必须注意，承认的同时一再坚持的是“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前提。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否定三峡工程，还没那么轻巧。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完整表述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七年艰苦努力，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如期完成，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在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有的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

　　前述三类问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建设、初步运行期间，都曾反复提到并公开显现，中国政府及三峡工程的主事者，并未否认及刻意回避过三峡工程所产生的代价与风险。所争议者，主要是围绕代价与风险大小进行。

　　所谓“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的问题，比照上世纪80年代的14个专题论证报告及1992年通过的议案及相关文件，包括移民、泥沙、地质灾害、地震、生态环境、人防等，都是后来争论不已的主要问题。

　　所谓“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比如升船机，据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告诉《望东方周刊》，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给中央写信，鉴于技术因素与使用前景，建议取消这一初步设计中的子项目。后来技术方案改进，加上交通部门坚持，遂又恢复。

　　又如对中下游的影响，在论证时期虽也提到，但未展开，当初更多注意的是对上游的影响，到建设后期及初步运行期间，清水下泄致荆江河道崩岸增多，在长江委总工程师郑守仁等呼吁下，国家主管部门立专项进行研究治理。

　　所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最突出的莫过于移民生计。按三峡办原主任蒲海清和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说法，400亿元静态移民资金，100多万移民，人均两三万元，比起以前三门峡、新安江等水库移民，当时他们觉得不错了，后来以人为本理念深入，都建议提高三峡电价以回补移民。

　　有意思的是，蒲海清和陆佑楣这两位一直并肩作战的三峡工程主事者，在“三峡后续工作”起了纷争。

　　后续工作是蒲海清主持的三峡办提出的，而陆佑楣所代表的业主方不太赞成这个提法，认为三峡工程建完了就完了，库区发展与保护没有三峡工程也是要做的。

　　后续规划早于2008年开始，当时业内普通预期2009年底或2010年初定案，其时媒体即多有“后三峡时代来临”的说法，但由于在各问题与三峡工程有多大干系、各方利益如何协调、资金如何筹措分配等方面举棋难定，迟至2010年底，后续规划方过会国务院三峡建委十七次全会，并到如今由国务院正式部署下去。

　　这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不过是重复、总结过去的说法，各项后续工作亦大都延续此前，俱有迹象可寻。

　　1999年，大举加大农村移民外迁力度，其后十几万人远走他乡；2001年，大举加大地质防灾生态保护力度，至今共拨付100多亿元资金，同时大举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推出耗资近400亿元、为期10年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

　　显然，这是真正因此前估计不足而进行的补救。

　　干旱，三峡有多大干系

　　比起后续规划，来自长江中下游干旱的质疑与争论更显得猛烈一些。它同样不新鲜。归结起来，无外乎两种声音，一是三峡乃干旱的祸根，一是干旱纯属气候异常。

　　“祸根说”还分两种，一开始有说因三峡蓄水所致，本刊记者就曾接到一些关心人士的咨询，问是否三峡大坝把水堵住了。这点其实很好解释，稍知三峡水库运行规律即可知，蓄水期为汛末9月到10月，最高蓄至175米。从春季枯水期开始放水，到6月汛前腾空水库至145米上下以备防洪之需。时为5月，正是放水时期，对中下游干旱反倒是有利因素。三峡集团网站上，出库、入库流量与水位亦一目了然，不难查证。

　　正因为此前几年即曾在抗旱时略显身手，2010年初，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规定，三峡工程在原定防洪、发电和航运三大功能基础上，新增抗旱补水功能，并与防洪功能并列放在首位。

　　2009年10月前后的那次长江中下游干旱，三峡蓄水倒是脱不了干系。时为蓄水期，当时支持者也只能辩解蓄水并非干旱“主要”因素。

　　即便如此，三峡也不得不改变蓄水计划，加大下泄流量，止步于171.4米，第二次冲关175米未果。2008年，则主要是因地质地震因素而功败垂成于172.8米。2010年蓄水到位，则拜提前蓄水所赐，所付出的代价是于重庆港走沙不利。

　　此次非蓄水期，反对者并非善罢甘休。第二种“祸根说”很快重现江湖，即认为三峡水库改变了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的气候，导致旱涝无常。这就一并把以前的洪涝灾害板子也打到三峡身上。

　　公开发言的体制内气候、水利专家都持与三峡论证时期相同的看法，表示三峡水库仅能轻微影响周边局部地区的气候。而在一些“民科”人士与独立观察者看来，三峡大坝就像那只著名的蝴蝶，在母亲河上拦腰一截，便致气候大变。

　　气候变化远比有据可查的水库运行复杂得多，难以定量分析。在性质方面，就目前各方摆出的证据与道理而言，“专家”显然要可信一些。对外行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应在于比较分析：三峡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但水库大小仅排第24位，不少比它大几倍、十几倍的水库运行多年，并没有听说对大范围的气候产生重大影响。国内丹江口水库、新安江水库库容也在它一半大小左右，并未加诸类似“罪恶”。

　　不信任感，转型期的焦虑

　　前述两重三峡“热浪”，除传媒镜像带来的放大效应外，背后显然弥漫着一些民众浓浓的不信任感。如果利益相关者不可信，专家也不可信，我们信什么？这是要害的问题所在。

　　在民主开放的社会，对公共事务保持挑剔与质疑，是民众、媒体、知识分子的本能。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当前对三峡的争论水平尚显粗浅，仍然是值得欣喜的。有无争论是前现代问题，争论质量高下则是现代问题。

　　时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阶段。按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回看三峡工程，在近当代国史上，没有第二个单项工程像它那样，几代领导人为之牵挂，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为之瞩目，最后付诸最高权力机关审议表决。也没有第二个工程如它这般，集万千“宠爱”与“挑剔”于一身，论战一直伴随着论证、建设、运行至今的全过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效益之外，又有移民、生态、地质诸问题。其固有的体量与复杂性，即足以让它载入新闻纸和史册。

　　而作为“历史三峡”的一个缩影，则愈发令它为万众所瞩目。从毛泽东时代起，“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豪放派诗句背后，就有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对粮食与土地的追逐，一个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电力“血液”的渴求，一个经历百年屈辱后的民族的赶超情结，有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也有对举国体制和有形之手的倚重。

　　转型期的诸多矛盾，人类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国家与个人，集中与民主，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议题，都折射到这个工程上面。是故，一有风吹草动，便拿它说事，乃至“上纲上线”。

　　三峡工程论证上马年代，正处于计划乃至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从前一个年代走来的人，如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那样，见过太多的混乱，吃过太多的亏，对有形之手和长官意志往往更具切身的不信任感。这或许是他执著反对三峡工程的心理背景之一。

　　平心而论，三峡工程已是当时既有体制下民主、科学决策的一个样板。数度大规模论证，400多位专家直接参与，有激烈的公开或半公开辩论，最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论证专家虽以支持者为多数，但毕竟有反对者；辩论或多属隔空打牛、自说自话，但毕竟都发出了声音；人大代表审议时尽管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素对其关注度有差异，但毕竟走了审议、“无记名投票”的完整程序。

　　迄今为止，三峡工程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惟一由全国人大表决的单项工程。如当年投下反对票的全国人大代表程贻举所言，现在只缺向全国人大做一个完工报告。

　　反观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于“大跃进”的盲动氛围中，接受李锐的说服，让三峡工程暂时下马。对这历史的偶然性，不由生出庆幸与后怕之感。后来的主事者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都坦承，若在当时上马，以国力和技术条件计，无异于一场灾难。

　　也正是这“迄今惟一”，仍令如今的关心者难放心。关于上述乃至相似的三峡焦虑，可视为当下整个中国转型期焦虑的一缕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