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印双方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有着广泛合作空间，成功关键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在水资源等功能性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将有助于弥补中印间长期存在的战略信任问题。

　　一般认为，国家在上升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这种资源既包括传统的石油资源，也包括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水资源。资源的稀缺性带来了竞争，而争夺稀缺水资源的使用权可能酿成国内和国际冲突。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一迪克逊（Thomas F.Homer－Dixon）就认为，环境的稀缺性会导致暴力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倾向于持续化、扩散化和次国家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很难适应环境恶化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更易出现社会动荡。这是典型的资源稀缺与国家间冲突因果互动的分析框架。

　　当前，随着中国和印度在亚洲的共同崛起，以及全球性变暖引起的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国家对水资源安全敏感系数的增加，中印间跨界水资源问题就不再仅仅只是一个资源和技术性问题，而更多地具有了政治、安全和战略意义。遗憾的是，至今中印两国在跨界水资源议题上仍存在着众多认知上的差异甚至偏见。在印度国内，“中国水资源武器论”、“中国水威胁论”、和“中国筑坝改道论”等消极思维定式大有市场，这在客观上为中印跨界水资源问题的妥善解决造成了障碍。因而，有必要对中印跨界水资源议题的核心问题加以厘清，对传统的“稀缺－－冲突”的思维惯式进行纠正，并探寻未来可能的合作框架，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跨境水资源：稀缺导致冲突还是跨界带来合作?

　　在历史上，跨界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一直是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跨界水资源指跨越不同地域的以湖泊、河流等形式存在的跨界水系，同时还包括以地下蓄水层中各类“水库”形式存在的水资源。其中跨界河流，通常指天然水流经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从类别上说主要分为界河和跨境河流两种。

　　关于跨界水资源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丹尼尔·巴克尔斯（Daniel Buckles）认为，自然资源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主要背景包括两个：一是基于物理空间的互联性，一个群体对于自然资源采取的行为可能对其他群体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基于社会空间的共同性，自然资源会使群体间产生复杂的、非平等性的关系。

　　一般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环境恶化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稀缺状况将更加严重，从而更容易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目前就水资源与国家间冲突的因果联系而言，美国太平洋研究所水务问题专家彼得·格莱克（Peter Gleick）认为，“当水资源稀缺时，各方获取水源的竞争往往更容易导致国家将水资源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水资源缺乏、水资源不当管理和水资源分配不均都是引起水资源冲突的原因，同时两个或多个国家对共同水源的依赖也容易引发水资源冲突”。美国加州大学环境经济学和水资源及政策研究专家阿瑞尔·第纳尔（Ariel Dinar）认为，“历史上对水资源拥有权的不同主张，水资源与其他冲突的交织以及对分配权的认知差异均是导致水资源冲突的重要原因。”

　　然而，与传统的“跨境水资源稀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经典解释范式不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跨境水资源稀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相反，在水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国家更容易在跨境水资源上进行谈判、妥协和合作。在2003年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WWAP）中，通过对1948年至1999年间在国际大河流及国际盆地水域间产生的1831起水资源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形式进行系统研究（见图一），发现：（1）在跨界河流水资源的冲突中，国家采取极端手段（如水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多数水资源纠纷（约有438起）通过“柔性、言语性的沟通”方式得到了解决；（2）国家间因水资源纠纷而进行的互动多数具有积极的合作性意义。在解决纠纷方式的数量上，国家用积极方式来解决水资源纠纷的数量是用消极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数量的2倍；（3）跨境水资源纠纷可能成为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催化剂。历史实践表明，即使在宿敌之间，也有可能在跨境水资源上进行合作。

　　同样，还有研究表明，上下游国家间通过签订条约和共同河流管理而达成合作协议的几率很高。而莫伦（Irna van der Molen）的研究也表明，水资源不一定是冲突的根源，相反，各方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在国际层面，水资源更表现为跨界的合作，跨界水资源将更多地阻止冲突的升级，而非导致冲突的产生。”在如何管理跨界水资源冲突上，亚伦·沃尔夫（Aaron T.Wolf）的研究也表明，“在未来，水资源冲突的形式将越来越与传统的表现形式不同，冲突可能更受国内和地方压力的驱动。这将意味着在水资源谈判和水资源冲突管理时需要运用一些新的技术，这为各国合作奠定了基础。”

　　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政策涵义，即，在现实中，尽管跨界水资源对每个国家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不至于或不可能演变为媒体宣传的“水战争”。国家在跨界水资源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各国将更多地将依赖于经济、产业和科技方面的谈判和协作来达到共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如果两国间具有足够的政治合作意愿，在跨界水资源问题进行合作的空间将非常广泛。

　　二、中印跨境水资源：问题现状及认知差异

　　据不完全统计，中印间跨境河流除了最大的雅鲁藏布江（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外，还有其他国际河流多条。大致看来，中印之间的主要国际河流如下：

　　从源头上不难看出，中国处于这些国际河流的上游，且印度盆地的水资源均起源或经过西藏高原。从流向上看，涉及中印间（不包括中印孟）的水资源纠纷主要集中于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当前，随着中印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多，“水资源安全和水资源利用不仅是资源环境安全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而对当前中印间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进行阐述。

　　1、水资源因边界问题而被政治化

　　1962年中印战争不仅深深影响了印度对华的战略认知与战略思维，也成为导致中印双边信任赤字的主要导因之一，高级层面的战略不信任也反映在对“水资源”这种低级政治的战略认知上。

　　在印度国内，中国的地理优势（上游国家）往往成了印度在跨境水资源问题上指责中国的主要理由之一，并因边界问题而更加复杂化。印度学者就公开指出，“在边界问题上，中国除了在政治上实行强硬政策外，还采取了资源强硬政策，特别是水资源。”在国际上，印度也通过联合研究的方式巧妙地影响了西方对中印间跨界水资源问题的看法，水资源被“妖魔化”为中国企图“遏止”印度的主要支持证据之一。如《亚洲水安全领导小组》的研究报告就指出，“与中国比起来，印度的优势在于印度人口中有30%的素食主义者，其余70%大多也是少量食肉者，而中国人口中大部分是食肉者。在对水资源的消耗上，食肉饮食是食素饮食的两倍好多。”“在水资源安全上，位于中国西部西藏平原的喜马拉雅冰川正在迅速消融。在短期内，这可能有利于水利的开发，但在长期而言，这必将导致上下游国家间的冲突。”

　　由于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水资源分配协议，水资源与中印边界的联动主要表现在中印东段边界争议区（即我藏南地区，印称阿鲁纳恰尔）。印度将雅鲁藏布江穿越中印东段边界争议区的河段称为“西昂河”，将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后、并汇合洛希特河后的河段才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政府一直计划建造“上西昂河水电站”。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退役上校高塔姆（P.K Gautam）就认为，“如果任凭中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大坝，而导致印度可利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我们只能抱怨，那是由于印度在东北部地区没有任何大坝项目的缘故”。部分印度学者还认为，“中国对阿鲁纳恰尔（即我藏南地区）的主权要求是基于中国国内的水需求结构。如果中国获得对阿邦的主权，将意味着与此同时中国也获得了2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在将边界与水资源进行关联后，中国“水威胁论和水武器论”在印度大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