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走进云南省宾川县园山安置点移民户老罗的家，他正在他的葡萄园里抽着烟。有人对他说：“你这葡萄该套袋了。”他笑嘻嘻应诺：“是，打算这两天就弄起。”

　　老罗一家原来住在大坝右岸宾川县钟英乡下哩喱村，现在的家是单独的庭院式住宅：院子里种些小葱、西红柿和石榴;两层小楼，楼下客厅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厨房里做饭的家伙也和城里一样。与这环境不大协调的是，老罗家的院子里有一座被烟熏得发黑的火塘，原来老罗搬过来整三年了，仍然没有改变当初生火塘做饭的习惯。记者问他，他说不习惯用电磁炉。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许多移民家里虽然都用上了电器，但家家户户屋檐下仍然堆着木柴，在年轻人多半外出打工的当下农村，移民原来的一些生活习俗仍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记者专访大理州移民局局长茶少斌，探讨当下农村移民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长效补偿思路是对的 但操作起来多有难度”

　　记者：我们发现，尽管安置点都配套得非常现代化，但移民们仍然延续着以前的生活方式。
茶少斌：对。你们看到的园山安置点，基础设施、居住条件都很好，和原来施工区条件相比天壤之别。但是他们已经习惯原来的生活了，偏要在院子里弄一个火塘;有的人家在院子里盖一个小棚子，做饭烤火，倒一缸酒，洋芋玉米在火塘里烧，一边烧一边喝酒。这么多年的民族生活习惯一时间很难改变，可能要等年轻的一代长大了以后才能改变。

　　记者：以您做移民工作的经历来看，移民到底难在哪里?
茶少斌：原来我们讲，地方上最难的是计划生育，我在乡镇里面也做过计划生育工作，农村自古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所以计划生育很难做。后来移民成了最难的，天下第一难事。本来人口迁徙是社会学的一个大课题，但以前的人口迁徙多半都是迫于生存压力而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水电移民是被动的，他们本来在这里住得好好的，衣食无忧，搬不搬影响不大。

　　第二个方面，从心理上讲故土难离，虽然宾川县大规模的外迁安置不多，但毕竟有一部分人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再一个，也有补偿补助方面的问题。现在从各大水电站移民搬迁安置规划实施报告来看，补偿补助标准应该说是比较高了。业主、设计单位、地方政府都有一个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争取移民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移民对补偿补助标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核心的问题在于原来的房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重新建设，补偿的标准是基于原来的被淹没的实物指标来制定的。库区的条件很差，基础配套交通都是很差，老百姓的房屋建设标准也是很差的，按照原来的标准补偿的钱到另一个地方建房子就出现了差距。现在都在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再搞“三原”原则(国务院颁布的“471号令”中强调，要按原规模、原标准、原功能重建)就不行了，所以要提高这个标准，就可能出现补偿补助标准低、建不了房子这种情况存在。

　　第四个原因，金沙江中上游、澜沧江中上游本身的生存条件、空间承载能力越来越有限，原来好不容易江边有一些坝子空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出产相对丰富被淹没了，移民搬迁安置的时候资源矛盾越来越突出。

　　记者：所以为解决人地矛盾突出的现状，云南省的土政策讲的就是“长效补偿”，到底“长效补偿”好不好呢?

　　茶少斌：云南省政府出台“159号文”搞“长效补偿”，是为了有效解决搬迁以后的人地矛盾，从地方实际来看，省政府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操作起来有很多难度。云南省农民占有的资源不外乎耕地和林地，土地承包早在80年代初期就弄了，后来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林地的产权权属，林业确权到户，公有制的部分还是国家所有，但农村集体所有的一部分，国家法律层面上是集体的，但从农民的潜意识里已经是私有化了。如果严格按照“淹多少补多少”，张三1亩，李四2亩，有的人多有的人少。现在搬迁了，有的移民就问啊，为什么你可以补那么多我只能补那么少。
现在搞长效补偿严格意义上说是把应该补偿的额度与原来三年的产值挂钩，但实际操作又操作不了。比如张三承包的5亩，收入可能是一万五，李四的两亩地精耕细作可能要比5亩地的产出更高，这样简单类比不行。

　　到底是以一个电站为基础制定一个标准，还是全省制定一个标准，还是以原来占有的资源多少来搞长效补偿，现在省里面的意见都没有出来。金安桥、鲁地拉、龙开口都是搞临时过渡性搬迁，思路出来了、政策出来了，但是怎么操作没有实施细则。

　　所以请省政府充分调研，调研以后到底要怎么走，两种形式结合还是走哪一种形式，不要绝对化，要给基层留有调控的余地，给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移民局做了多次调研了，他们都很头疼，很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