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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某些人“我们很不放心”三峡的原因
2011/8/27 17:29:02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文/水博

  看到任星辉先生的《三峡:为什么“我们很不放心”》文章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因为,在前不久我和他曾经一起参加了讨论有关三峡问题的第十三期《蓟门决策》论坛,所以,我知道任星辉对于三峡的“不放心”,绝不是说说而已,而确实是存在着很多认识误区。

  对于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任先生认为“借着这次国务院这次表态造就的言论空间而来的,除了对相关问题关注的深度推进,还有有关方面的重申、澄清或辩驳。就后者而言,或者强调三峡工程是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的典范,或者指责有人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好像媒体和民众的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一样。”

  任先生的前半句话一点都没有问题,确实反映了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后的一些社会现实。但是,对于第二句话,则反映出了任先生和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首先是不满“三峡工程是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的典范”, 其次是不满对“有人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的批评。因此,任先生抱怨“好像媒体和民众的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一样”的理由也很清楚,不过就是因为任先生和很多人对三峡“很不放心”。

  由于曾经和任先生一起参加过《蓟门决策》,我知道任先生的“不放心”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因此,他们的不放心不仅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而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有忧国忧民。然而,尽管忧国忧民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未必就能得到好的结果。我觉得任先生和一些对三峡工程很不放心的同志,恰恰是因为不够了解实际情况,所以,不管它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也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做不到实事求是,当然就更谈不上能有科学的态度了。

  我说任先生和那些对三峡不放心的同志不了解实际情况,任先生可能不同意。但是,我们以任先生的这句“有人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为例,就可以证明任先生确实还很不了解事实际情况。任先生在文章开篇的第一段结尾就说过“虽然从论证到建设,有关三峡工程的争论和问题的消息,一直就有,但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政治标本工程存在不利影响,这尚属首次。”。能说出这种话,就反映出任先生对有关三峡工程的实际情况是非常不了解的。只要任先生稍微翻阅一下以往的有关三峡的新闻报道,国内外所谓中国政府首次承认三峡“问题”的说法,恐怕是不计其数。

  最典型的恐怕是要数2007年9月,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在武汉会议上的“对于三峡工程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的讲话,引发了国内外中国政府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可能引发生态灾难的炒作。当时国外媒体炒作三峡的代表作,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三峡大坝之忧”。那时候,国内外所有对三峡的不满的媒体记者,几乎都在新闻报道中带有任先生的“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政治标本工程存在不利影响,这尚属首次”的意思。

  如果任先生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任先生了解2007年那场关于三峡争论的历史,任先生就不可能再写出“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政治标本工程存在不利影响,这尚属首次”的评论。因为,谁都应该知道所谓“首次”只有一次,第二次就不可能是首次了。然而,西方的一些媒体为了利用公众对我国政府的信任,挑拨起社会对三峡的不满情绪。所以,一再使用“官方首次公开承认”的说法骗人。事实上,即使在2007年的时候,也绝不是什么“尚属首次”,因为,早在1997年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就在视察了三峡工程之后,曾明确指示“防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建设,是三峡工程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对治理工程项目,要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做到科学论证,简化程序,加快进行”。

  对比十几年前中国总理的这些公开讲话,难道还有人会认为中国政府承认三峡“工程存在不利影响,尚属首次”吗?其实,平心而论,从三峡工程建设前的争论到三峡工程论证后的结论,谁都应该知道我国政府的态度从来都是三峡工程“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所以,从第一次使用“官方公开承认存在不利影响,尚属首次”的说法的时候起,无疑就是在采取一种挑拨离间的造谣方式,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妖魔化”三峡工程。因此,根据任先生在文章再次引用的这种造谣的说法,也完全可以说明“有人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的警告,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现实。

  仔细分析之后也不难看出来,任先生文章的核心论据之一是三峡的论证不够科学。

  任先生质疑的论证科学性,首先是所谓论证主管部门的问题。在此任先生引用了记者戴晴的说法“水电部是三峡工程的主管部门,对三峡也持主上态度。因此,论证交由水电部,如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三峡论证组副组长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所言,是‘由国家论证变成了部门论证’,从此“三峡该不该上是不容讨论的,只能论证‘如何上’的问题”。”。不过,我们应该告诉的任先生的是,戴晴的说法完全不成立。首先,所谓“水电部是三峡工程的主管部门”是戴晴自己想当然的猜测。如果说她当年是出于对三峡工程的无知,作出了这样假定,那么在三峡工程已经建设成了若干年之后,还有人要继续引用这个说法。那么这个人如果不是糊涂,就一定是故意装糊涂。因为现实分明是:水电部既不是三峡的建设主管部门,也不是三峡的运行主管部门。只不过我们的三峡工程要解决的,恰恰是我国的水利和电力问题罢了。

  此外,戴晴记者的关于“三峡该不该上是不容讨论的,只能论证‘如何上’”的说法,也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这根本就无需争论,只要我们稍微看看三峡工程的论证报告内容,就知道三峡的论证,是否存在“三峡该不该上是不容讨论的,只能论证‘如何上’的问题”了。

  对于参加三峡论证的人员问题,戴晴的说法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任先生引用戴晴的论据是“参加了1988年11月下旬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第九次扩大会议的这几位政协委员说,“即以这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出席者177人统计,其中103人为水电系统的同志,也占多数。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任先生在引用这一段内容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戴晴记者为什么要用出席某一次会议的代表来计算比例,而不采用直接作出结论的专家组的构成比例呢?我也许可以告诉任先生这里的原因何在。因为,三峡论证的专家组包括了所有相关专业的全国性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约60余人。论证专家组中非水利电力专家的人数占到了大多数。精明的戴晴也是许为了掩盖三峡论证专家组的构成的客观和公正,所以故意拿出某一会议的参加人员,来说明“会议出席者177人统计,其中103人为水电系统的同志,也占多数。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遗憾的是戴晴记者“精明”的“论述”,不仅让当年很多人都上当受骗,群情激愤,而且,至今还能让任先生这样的忧国忧民者耿耿于怀。

  任先生的文章还说到:“三峡工程不立即上马也有一定难处,这就是葛洲坝工程完工后施工队伍如何转移,家属怎么安排,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问题。”(郭来喜,1988:328)在林华处巧遇来采访的记者钱钢的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雷树萱也说:“为什么葛洲坝花那么多钱?就是本来想搞了葛洲坝,装备起来去上三峡。因此葛洲坝48亿投资,有8个亿是施工机械。有人说,搞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一支强大的‘装甲兵’,——从日本进口了大采沙船,这种船只有在长江可以用。搞了那么多大翻斗车,也只有在长江截流用。现在工程完了,两个亿算是折旧了,六个亿的设备烂在那里,从1970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浪费不得了!”(戴晴,1989:71)这当然也是问题,但正如郭来喜所说:“比起全国大局毕竟是个局部问题。”可是,真正重要的,却是主持论证的主管部门水电部的想法。”

  对于戴晴的这个猜测,我认为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当年水电部管理的绝不是只有一个葛洲坝工程局,而是全国所有的几十个水利水电工程局。如果从保住工程局的饭碗,有活干的角度上来看,水电部恰恰应该站在反对三峡上马的立场上才对。三峡论证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中国水电学会工作。我承认上三峡确实能解决葛洲坝工程完成之后,葛洲坝工程局的出路和饭碗问题。但是,同时我也深切的体会到,一旦三峡工程上马之后,由于投资巨大全国的所有的水利水电工程的投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客观地说,在我国当时的投资体制下,全国绝大多数的水利水电工作者,都是反对三峡立刻上马的。而且,他们的这种担心也被以后的事实所证明。李锐的回忆录里就曾说过,电力部的一位副部长感受到了三峡上马后水电行业的整体困难。具体的事实还有,我国龙滩水电工程早在1992年就已经获得了当时我们蒙昧以求的世界银行的贷款,但是,由于三峡的上马,龙滩水电工程还是推迟到了电力体制改革以后才开工。我记得在三峡开工后的1996年,中国的水电行业第一次实现了“零”的突破,即全年都没有一个水电项目开工。

  这个问题恰恰应该能说明,当时由国家的业务主管部门水电部来组织三峡的论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三峡工程要解决的恰恰是我国水利和电力问题,不让了解和主管水利电力的国务院部门组织,又由谁来组织呢?而且,根据戴晴记者的猜疑和客观现实的对比,我们也不难看出来:水电部和三峡论证专家组的专家们,都没有让照顾本行业的饭碗的意见,干扰了三峡论证的科学性。因此,根据任先生所强调的这些资料,恰恰应该说明,我国三峡工程的论证,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任先生的误解和戴晴的猜疑,都是缘于他们不了解全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对三峡论证科学性的怀疑之外,任先生担心的还有三峡工程决策的民主性。任先生文章抱怨说“正如真正的论证不应借科学之名,行承风希旨之实一样,政治决策不能系于领导的脑门子,而应受制于民主程序或者至少是代议机构预算控制下的公共机构。三峡工程走的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民主程序。类似公共工程由人大决策,这是空前且暂时绝后的一次。”。这里我们应该告诉任先生,不必再抱怨了,三峡工程的论证科学性和决策的民主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工程的决策过程,能够超过三峡。此外,任先生关于“类似公共工程由人大决策,这是空前且暂时绝后的一次。”的感慨,也是完全错误的。在我国三峡之前的三门峡工程,也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且,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今后我国重大工程的决策,通过全国人大的表决的情况,肯定还会有。

  作为具体的论据,任文(任先生的文章)抱怨说“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在论证程序中是“说了也白说”的话,在公共表达中受到的待遇则基本上是“不让说”。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乔培新说:“围绕三峡工程的论争反映了一种偏向——不够民主。只许表示赞同的意见,而给反对意见的申述设置种种阻碍。决策在表面上有民主程序,实则不是那么回事。去年政协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向我约稿,我谈的便是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稿子安排了说是第二天见报,但报社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不发表,只好作罢。””

  我觉得如果任先生在十几年前发出这些抱怨,也许还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今天却有点太不适时宜了。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曾经在回答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的时候,就说过,是三峡的反对派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因为正是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疑问,让三峡工程的设计考虑的更加全面,避免了“走弯路”。由此来看,所谓“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在论证程序中是‘说了也白说’”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其次,关于“在公共表达中受到的待遇则基本上是‘不让说’”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不过,很凑巧任先生所列举的这位乔培新的抱怨很有说服力。根据郭玉闪同志的《三峡工程的代价》一文中的内容。我们知道“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而我们知道,三峡工程的投资实际上是按照国家基建投资利率支付的。但是,实际最终的动态投资总额是1800多亿,而不是在这位愤愤不平的前副行长所说的“2861亿~5843亿之间”。

  通过任先生所列举的不让反对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错误言论的这个例子,反倒说明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宣传策略似乎是非常正确的。一些反对派曾建议“‘关于三峡工程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都见报’。后来中宣部答复是:‘不宜在报上公开辩论’”。现在来看,某些未经证实的个人意见可以在专业会议上发表、争论,但是,确实不应该拿到社会上去公开争论,以致于误导公众。显而易见,当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乔培新同志,居然在投资预测的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误差,我们对此只能做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国的所谓专家的水平太低,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更大,那就是当时的一些三峡反对派,思想上确实已经变得比较偏激,以致于他们常常不能再做出客观的分析。这些关于的某个人偏激意见,非要拿到社会上公开讨论,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民主问题,任文浓墨重彩的描述了台湾人大代表黄顺兴的经历。看到“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我决定退席抗议,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记者围上来,我事先虽然没有料想到关闭扩音器这一粗暴作法,毕竟有所准备,于是当场把材料散发给他们,同时对他们做了补充说明,等于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论述,大家都觉得,全国人大为了通过三峡工程已经不择手段了。其实,稍微一分析就不难看出来,任文的论述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黄顺兴代表要在大会上发言的具体内容,不是什么他对三峡工程的特殊发现,而是建议更改表决的程序,将三峡工程的表决按重大议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赞同才能算通过。某个代表自己想提出建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他的这种意见完全可以在表决之前以书面的方式提出。因为,决定是否应该按照重大议案程序表决的权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某个代表若有这样的建议,完全应该在表决之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而不应该故意要等到即将表决的时候,才突然要求进行大会发言,提出推翻整个表决程序的建议。这种行为无论从哪一点上来看,都有点故意捣乱的味道。因此,大会关闭捣乱者的扬声器,也不失为是一种制止故意捣乱的明智之举。台湾的政客们习惯利用议会进行哗众取宠的表演,对于这种政客,采取关闭扬声器的措施要比台湾议会的议员们之间大打出手文明得多。

  对于黄政客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幸亏后来的全国人大表决结果,赞同票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即便全国人大完全按照黄顺兴故意捣乱发言去做,也不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否则的话,这个关闭黄顺兴岛乱发言扬声器的行为,一定会成为三峡工程决策是非法的证据。

  正因为三峡工程的表决通过票数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所以,此后所有关于黄顺兴委员要求发言的炒作,都不喜欢具体提及黄顺兴要发言的内容,而是局限在大会不让黄擅自发言的和黄顺兴愤然离席的行为上。其实,政客黄顺兴哗众取宠的自我炒作,根本就不值得我们过分关注。

  应该说,任文关于这一情况的介绍也是有问题的。对黄愤然离席的后面,任文这样叙述“林华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你让他如何做出正确判断?”人大的决策亦如是。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方意见自由、充分呈现,让参与决策者对问题的是非有个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按法定程序拍板定案,如此民主决策一说方可谓不谬。可在三峡决策上,不同意见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决策机构,都被刻意限制,“一言堂”若此,哪来什么“民主决策”?如果民主只是稀里糊涂摁表决器,盲人观花聋子听戏的话,那这也算得上。”。看到这些内容,读者似乎会认为,不让黄顺兴代表发言是为了“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而事实上,黄顺兴自己不仅没有对三峡工程有任何独特的发现或者建议,而在整个人大会议期间,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传播着各种否定三峡的意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见,恐怕没有一个人大代表会不知道。况且,从最后人大会议不让他发言,反倒容许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发言的情况来看,大会组织者根本不是在担心黄顺兴的声音被人听到,而只是不想让他故意捣乱的行为扰乱了会场秩序。

  关于任文中叙述的黄顺兴说:“本来,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这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黄顺兴的观察可能道破了个中玄机:“没有把握又要强行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责任推给全国吗——这是你人大通过了的!为什么要推?没有把握。这几桩事情都是连带的。”更是可笑之极。不仅三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院士,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三峡工程如有问题,他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就是像我这样的水电工作者,也丝毫不会对承担三峡工程的责任有一丝一毫的推卸。要知道,当年美国胡佛大坝的建设者们的名字被当做英雄刻在了大坝上,今天我们中国的三峡大坝建设者,难道水平还会不如80 年前的美国人吗?认为三峡“没有把握的”是黄顺兴那样的政客,而不是我们水电科技工作者。政客黄顺兴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三峡工程对我们建设者来说,不仅是责任,更是一份荣誉和光荣。

  因此,对于任文所感慨的“黄顺兴掷地有声的回答:‘这责任你推得掉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桩事,都是要向历史交代的。’”我感到特别的可笑。任先生居然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很多三峡的建设者们,都盼望着我们国家能有那么一天,像现在的美国一样把我们的名字刻在大坝上,让历史记住我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

  任文在题为“众声还将喧嚣”的最后一章中特别还举例说到:关注过长江洪水报道的人可能都清楚三峡大坝的防洪地位在媒体上的嬗变轨迹: 2003年6月1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新华网稿件:“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稿件:“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对于这个曾经的社会热点问题,任文解释说“对于这些由权威官方媒体发布、让公众无可如何的防洪标准,后来三峡方面出面澄清:‘大坝的防洪能力从来就没有变过,是媒体在不同时期截取了不同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四种说法都对。’(以上据媒体报道整理)如果你去翻阅三峡论证报告,当然会知道这些报道的不严谨。那么,是这些媒体要把三峡方面往火上架吗?这显然也非实情。正如一些人已经提到的,这些不确切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

  任先生关于我国三峡工程可能存在着宣传过度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在现行的体制下,别说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不存在着宣传过渡的问题呢?但是,恰恰在这个关于三峡防洪能力的问题上,却真不是什么宣传过渡的问题,而正是有人要“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的结果。

  2010年7月20日长江上游出现了超过1998年的瞬时特大洪峰。由于我国已建成的三峡大坝开始发挥极其重要的防洪作用,长江下游的各地均安然无恙。三峡大坝终于让长江下游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在特大洪水来临之际,仍然可以睡一个安稳觉的夙愿。然而,三峡的出色表现,却让某些喜欢借着三峡反华人士感到了某种危机。于是一篇精心编造的《三峡大坝到底可以抵挡几年一遇的洪水?》文章很快就出炉了。

  该文章的内容不多,只是列举了几个文章题目和相应的网址。分别是:2003年《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7 年《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2008 年《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 年央视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但是,文章的立意却很清楚。无非就是要说,我们的新闻宣传关于三峡大坝的防洪作用正在随着三峡的建设成功逐年降低。2003的时候说是三峡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2007年的时候说是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2008年的时候变成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而到了今年2010 年则变成了“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本来一个工程的防洪能力是应该是确定的,怎么可能会不断地随着时间变化呢?难道真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当年为了让民众支持三峡工程,曾经进行过各种虚假的欺骗宣传吗?抱着这个疑问,我曾经按照文章所提供的网址看个究竟。看到原文才发现,原来这不过又是一些反坝人士造谣诬蔑三峡的新伎俩。

  为了达到欺骗误导公众的目的,所谓“2003年新闻《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文章题目就已经被篡改了。原文题目是《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看到文章的内容就更清楚了,这是一篇形容三峡大坝本身建造的非常坚固的文章。即使遇到万年一遇的洪水,大坝本身也能固若金汤(我们判别大坝强度的时候,确实也需要使用能否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进行校核)。文章通篇根本就没有过三峡工程(的水库)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的意思。这里反坝人士的欺骗,非常有技巧,他们知道大多数人不会仔细的去查看原文,所以,就放心大胆的造谣。为了能达到骗人的目的,很多炒作还故意把题目中的“三峡大坝固若金汤”的部分给删掉了。因而就无中生有的编造出了,我国媒体2003年曾宣传过三峡“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假新闻。

  至于2007年和2008年的新闻内容,其实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明确,就是保障把下游河段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在配合分洪措施的情况下,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实际上在2007年的很多新闻中,也曾多次提到过三峡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当时,为了对一些不够严谨的报道做出澄清,我还曾于2007年06月05日在人民网科技频道,发表过《三峡能否抵御千年一遇洪水?我们该信谁》的文章,对当时各种三峡防洪能力的不同表述,进行过详细的比较和说明。

  关于“2010 年的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就更是一种故意断章取义的炒作。因为,尽管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巨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要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不仅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有时候也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即便是在反坝人士炒作的〈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这篇文章中,也有三峡工程已经完全可以发挥正常防洪作用的论述。该新闻的具体内容为:

  主持人(白岩松):你觉得现有的库容量能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洪峰?

  王海:三峡现在已经具有正常运行期221.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的能力。应该说剩下的库容主要是留着应对以后更大的洪水,并不是说一次洪水之后就用完的,因为后期可能还会有大的洪水。作为三峡枢纽来说,本身是具有221.5亿的防洪库容,作为枢纽本身应该是安全的。

  主持人(白岩松):您讲的是它的一个安全性,现在可能很多公众非常关心,针对今年即将到来的大洪水,三峡库区能否起到蓄洪、泄洪设计上的作用?

  王海:应该来说三峡今年是具备有正常运行期设计的防洪能力,这是肯定的。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整篇文章的内容,主要并不是在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只不过节目的主持人自己似乎强烈的想要表达这样的一种个人意见。即使主持人的意见被回答问题的专家明确的否定了之后,主持人还是把他自己的个人想法作为新闻的题目发了出来,从而让一些造谣诬蔑三峡的反坝人士,加以利用了。

  由此可见,这几条新闻的出现,决不是由于我们对三峡工程的过度宣传,而是有恶意炒作者,故意把这些强调不同侧面的新闻内容,巧妙地编排在一起的骗人罢了。例如,2007年6月1日就曾有过新华社(记者杨希伟)报道说“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王忠法1日在湖北防汛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对三峡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中下游地区对长江防汛绝不可麻痹松懈。他指出,三峡工程今年的正常防洪库容为68亿立方米,只可解决荆江约20年一遇的洪水。”

  如果真正客观的评价“三峡大坝的防洪地位在媒体上的嬗变轨迹”应该是 2003年6月1日,由于大坝刚刚建成蓄水,防洪能力还非常有限,所以新华社的稿件《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特别强调我国新建成的三峡大坝的质量高。 2007年6月1日新华社(记者杨希伟)曾经客观的报道过“对三峡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只可解决荆江约20年一遇的洪水。”

  到了2008年三峡大坝完全建成之后,新华网的稿件多次反复报道过:“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和“三峡大坝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只不过三峡大坝的这两种防洪能力的条件不同,一个是指三峡自己本身的防洪能力,一个是指配合使用下游的分洪措施之后的防洪能力。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节目中记者为了迎合社会潮流自己想说的虽然是“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而看到全文之后,不难看出真正三峡专家的明确答复是“三峡今年是具备有正常运行期设计的防洪能力,这是肯定的”。

  这样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的、全面地连起来看,应该是:

  2003年6月1日,因为大坝还没有能发挥任何防洪作用,新华社的《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特别强调我国新建成的三峡大坝的质量高。 

  2007年6月1日新华社就强调锅“对三峡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中下游地区对长江防汛绝不可麻痹松懈。三峡工程今年的正常防洪库容为68亿立方米,只可解决荆江约20年一遇的洪水。”

  2008年三峡大坝完全建成之后,新华网稿件多次反复报道过:“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和“三峡大坝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 只不过这两种防洪能力的前提条件不同。

  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节目中,面对即将到来的特大洪水,专家的明确答复是“三峡今年是具备有正常运行期设计的防洪能力,这是肯定的”

  这样,从2003年报道三峡大坝建设得很坚固;到2007年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没有全部完成,专家曾强调防洪能力有限;再到2008年三峡建成之后,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配合分洪措施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直到2010年,面对即将到来的特大洪水,三峡的专家坚定的告诉想质疑三峡工程防洪能力有限的记者“三峡今年是具备有正常运行期设计的防洪能力,这是肯定的”。

  不言而喻,如果不是有人故意利用某些新闻标题,断章取义的故意编造、炒作,这几篇文章关于三峡防洪能力的客观报道,难道有任何过度的夸张吗?解释清楚了这些诬蔑三峡的谣言,我们再来看任先生的“把三峡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官方宣传,其实自己早已就把它“妖魔化”了,哪还等得及吃力不讨好的不同意见者的质疑!有关方面在指责人们“攻击”、“妖魔化”三峡的时候,就不能自己照照镜子呢?”说法,是不是显得有点滑稽了?

  应该说,不仅官方对于三峡的报道并没有达到神乎其神,而且,从众所周知的几十年来关于三峡的争论来看,官方报道也从来没有完全否认过社会各界对于三峡的反对意见。然而,仅从任先生自己列举的关于三峡防洪能力的几篇文章来看,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别有用心的“攻击”、“妖魔化”三峡的,确实大有人在。

  最后,任先生感慨地说道“198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接受钱钢采访时,用两句话来概括一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我们很关心。 ——我们很不放心!”不过,我却非常想提醒任先生,这个比喻不太贴切。周培源的“我们很不放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三峡还没有建成,很多技术问题还没有结论。例如,关于泥沙的淤积到底能有多严重,双方的专家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说服谁。因此,不仅当初的很不放心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有所准备的。

  三峡工程的论证结论中的“一次建成,分期蓄水”就是要在建成后,观察泥沙的实际情况如何,一旦发现泥沙淤积确实很严重,无法按照高坝蓄水的话,就可以改为高坝建设、堤坝运行。所以,当年的“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不仅是有理由的,而且也是除了周培源之外的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情。但是,今天任先生的“我们很关心”我还比较容易理解,而任先生的“我们很不放心”却让人觉得,任先生似乎至今不肯接受三峡已经建成,很多争论早已经做出了结论的现实。

  我相信如果周培源先生仍然在世,他看到今天的一切,一定不会还说“我们很不放心”。因为,今天三峡的现实,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当初预想的情况要好得多。这一点从国务院刚刚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中也不难看出来。对比当年三峡论证的结论,唯一考虑不足的似乎只有清水下泄对下游的影响问题。不过,相对于国外的水电工程来说,这个问题似乎确实是利弊相当。因为我国河流的特点就是泥沙含量过高,最大的问题就是河道淤积造成的地上悬河。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清水下泄,未必就不是好事。特别是在阿斯旺大坝建设前,很多专家曾经担心尼罗河下游会被下切深淘20米,而最后的结果只有6米左右。这个差距也是造成我们以往对三峡的清水下泄所造成的问题不够重视的原因。

  当然,现在也还有不少人说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利弊影响到底如何?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历史来检验。其实不然,三峡工程不过是世界上众多的大水库之一,除了三峡的水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之外,世界上已经有过二十几座比三峡大得多的水库,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它们当中除了由前苏联修建的阿斯旺大坝,不断地遭受一些非议之外,其它的大水库、大电站都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不测。因此,如果美国人不说他们对自己的胡佛大坝“很不放心”的话,我们的任先生和出于各种原因的三峡反对派们,也大可不必对三峡“很不放心”。否则,你们不仅会活得很累,而且也难免让人觉得有点犯傻。


  参看文章:《三峡:为什么“我们很不放心”》

  作者:任星辉

  5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这次会议同时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在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有的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虽然从论证到建设,有关三峡工程的争论和问题的消息,一直就有,但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政治标本工程存在不利影响,这尚属首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媒体一扫过去数年在三峡问题上的“谨慎”,开始大量报道和探讨相关问题。借着这次国务院这次表态造就的言论空间而来的,除了对相关问题关注的深度推进,还有有关方面的重申、澄清或辩驳。就后者而言,或者强调三峡工程是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的典范,或者指责有人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好像媒体和民众的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一样。 

  其实,对于稍微留心三峡的人而言,国务院的这次表态所涉及的问题,早已通过此前媒体的零星披露和各种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有所了解,所以其作用无非是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而已,此外并无特别。但要解码近三十年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之后,公众何以对三峡依然“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恐怕还得从三峡方面及相关者这次出面申言的东西入手。 

  科学论证? 

  1986年6月,原本由国家计委主持、国家科委协助的三峡论证,转由当时的水利电力部负责。水电部主持的此次可行性论证得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正是这次重新论证,成了后来三峡工程上马的基调。理应说,这次由来自“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单位,中科院所属的12个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个省市专业部门”的412位专家分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等14个专家组进行的论证,不至于再有“科学论证”与否的疑问,但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长办三峡论证办公室,1990:3、8) 

  水电部是三峡工程的主管部门,对三峡也持主上态度。因此,论证交由水电部,如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三峡论证组副组长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所言,是“由国家论证变成了部门论证”,从此“三峡该不该上是不容讨论的,只能论证‘如何上’的问题”。林华指出,“这就是主管部门自我论证自我决策的弊病所在。”他认为:“像三峡这样的重大工程,影响到经济、政治、军事的大局,技术问题的比重最多只占30%,而且技术问题要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全局。所以应当由综合部门进行全面论证。”对水电部主持论证有话说的,不止是林华。1988年12月,包括林华在内的孙越崎(时任政协经委三峡论证组组长)、陆钦侃等10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共同致中央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中提出:“建议下一步讨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请综合部门如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或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请更为广泛的各部门专家学者参加,贯彻真正的民主化科学化精神……”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则坦言“由国家论证变为部门论证是错误的。”(戴晴,1989:20、70) 
论证交由水电部负责,就让人给“科学论证”打了问号,而它组织论证的方式、程序等,更是坐实了这个问号:“在组织工作上,水电部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对论证工作实行集体领导。领导小组由原水电部部长、有关的副部长、总共、副总工及有关领导共12人组成。”(长办三峡论证办公室,1990:2)在前述“意见和建议”中,10位政协委员就指出,领导小组的这些人“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我们来看看这个领导小组名单,就知道所言非虚了: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钱正英水利电力部部长 
  副组长 陆佑楣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 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工程师 
  成 员(兼秘书长) 
  陈庚仪 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主任,高级工程师 
  成 员(兼副秘书长) 
  黄友若 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 
  史大帧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杨振怀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娄溥礼 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苏哲文 水利电力部原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魏廷争 水利电力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沈根才 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徐乾清 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孙越崎等同时指出,“在领导小组下属的14个专家组,其中10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负责人,其余4个组也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如此组织格局下的论证氛围又如何呢?(戴晴,1989:20;领导小组名单及专家组名单均可参看国务院三建委办公室网站:http://www.3g.gov.cn/gclz/lzxz.ycs) 

  参加了1988年11月下旬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第九次扩大会议的这几位政协委员说,“即以这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出席者177人统计,其中103人为水电系统的同志,也占多数。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会上虽有不少不同意见,但总结时总以绝大多数同意,原则通过论证报告。而且历次论证会,都是一面倒的三峡工程一切都好,三峡工程不可替代的发言,稍有不同意见,很快就抓住一点进行反驳,民主空气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论证,实质上是一个部门对其所属工程的论证,难以做到超脱的综合论证。”(戴晴,1989:20) 

  何况,作为主管部门的水电部(1988年撤销,改组为水利部和能源部)还有别的考虑。拒签综合经济专题论证报告的地理学家郭来喜指出:“论证报告提出1989三峡工程上马,我想这不是一时的失误,也不是疏忽,而是一厢情愿。三峡工程不立即上马也有一定难处,这就是葛洲坝工程完工后施工队伍如何转移,家属怎么安排,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问题。”(郭来喜,1988:328)在林华处巧遇来采访的记者钱钢的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雷树萱也说:“为什么葛洲坝花那么多钱?就是本来想搞了葛洲坝,装备起来去上三峡。因此葛洲坝48亿投资,有8个亿是施工机械。有人说,搞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一支强大的‘装甲兵’,——从日本进口了大采沙船,这种船只有在长江可以用。搞了那么多大翻斗车,也只有在长江截流用。现在工程完了,两个亿算是折旧了,六个亿的设备烂在那里,从1970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浪费不得了!”(戴晴,1989:71)这当然也是问题,但正如郭来喜所说:“比起全国大局毕竟是个局部问题。”可是,真正重要的,却是主持论证的主管部门水电部的想法。 

  如此等等,还怎么“科学论证”? 

  民主决策? 

  论证之后,最终决策定于政治,这无疑义。但正如真正的论证不应借科学之名,行承风希旨之实一样,政治决策不能系于领导的脑门子,而应受制于民主程序或者至少是代议机构预算控制下的公共机构。三峡工程走的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民主程序。类似公共工程由人大决策,这是空前且暂时绝后的一次。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通过决议,“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2633人,对这一个议案的表决结果是赞成票1767,反对票177,弃权票664,另有25人未按表决器。虽然赞成票占多数,但反对和弃权票之多,也创下了迄今为止的人大会议之最。 

  本来,一个设想近百年、论证半个多世纪,牵涉面如此之广的工程,无论论证还是决策,有不同意见都是平常事,根本不足为怪。但为了回答三峡工程的决策是否民主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不同意见受到何种对待开始说起。这是因为,只有民意代表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对三峡的不同意见,并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关于三峡的意见,才能避免稀里糊涂投票,充作“橡皮图章”的民主假象。 

  先来看当时环境下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在论证程序中是“说了也白说”的话,在公共表达中受到的待遇则基本上是“不让说”。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乔培新说:“围绕三峡工程的论争反映了一种偏向——不够民主。只许表示赞同的意见,而给反对意见的申述设置种种阻碍。决策在表面上有民主程序,实则不是那么回事。去年政协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向我约稿,我谈的便是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稿子安排了说是第二天见报,但报社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不发表,只好作罢。”政协委员、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陆钦侃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新闻界对讨论三峡工程的报道不公正。一方面赞成上马的消息见诸于各报刊;另一方面我们送给报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给人民群众造成错觉。1988年政协开会,我和五名委员联名拟了一个提案,说‘关于三峡工程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都见报’。后来中宣部答复是:‘不宜在报上公开辩论’。”(戴晴,1989:87、105)又是“上面”的通知,又是中宣部的“不宜”,这些不同意见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不止是这些委员们个人,就是全国政协出面,也无可奈何:当时孙越崎带队的全国政协考察团考察三峡后在政协礼堂召开发布会,只有当时供职于《光明日报》的戴晴一名记者到场,且是林华通过私人关系约请,而非报社委派。后来戴晴从报社得知,上面有通知不让去。戴晴就是从此开始关注三峡的。(戴晴,1993a) 

  虽然借着当时的新鲜空气,仍有不少作品见诸媒体或正式出版,比如李锐的《论三峡工程》和田方、林发棠主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两书,但总体的言论空间依然非常有限。来自国家计委的田方、林发棠两位学者因为主编前述著作,就几度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干扰。(戴晴,1989:127)汇集大量不同意见的《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总论、专论)虽于1987年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是“内部发行”。由戴晴主编,多位记者参与采写,汇集了三峡工程主要不同意见的《长江 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经各种周折终于出版后,于1989年10月被以“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之名查禁。(参见晓蓉:《长江 长江》成书以后) 

  与不同意见的这种屈辱境遇不同,主上一派的势头可谓是咄咄逼人。郭来喜提到:“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对我说是个不断学习过程,但有话又不能不说。在我认识转变过程中,对我刺激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上海出版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三峡工程特刊。中央决定三峡工程组织全国各方面的专家重新论证,论证会尚在进行中,就在会外大造舆论,而且按语与标题都很刺目,说什么三峡工程已经等待了30年,即使是原子弹……等等,似乎原子弹扔下来也不成问题。”他还评论道:“论证报告给我的印象有点强加于人之感。好像非得1989年上马不可。为什么不用个假设年份,例如假定1989年上马呢?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客观办法,用工期第1年、第2年……第20年这样的序列来论证呢!明知1989年上不了马而非写1989年开工不可,是不是有点逼人就范的味道?今年6月我去成都出差还从一位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那里听到中央已决定三峡工程明年上马的误传。联想起来的这是否又是一次人为的社会舆论?从会外‘配合’会内论证呢!”(郭来喜,1988:327、328) 

  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对三峡工程持主上态度的论证报告,流通范围也是受限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88年12月出版的《三峡工程专题论证报告汇编》,封底写着“内部文件 注意保存 请勿翻印”。不同意见的传播受到种种杯葛,主上者却多以论调而非论证示人,如此舆论背景,我们的民众及其代表,怎么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个工程呢? 

  如果说此情此境谈国民的知情权太过奢侈,那就现实一点,只看以人民之名决策国是的人大代表们,对他们要决定其命运——至少表面上如此——的这个工程,能了解到什么程度。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常委黄顺兴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 

  黄顺兴是台湾彰化人,是农业和环境保护专家,1964至1969年任民选县长,1972至1980年任民选立法委员。黄先生1985年取道日本来到大陆,1988年出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他来到大陆不久,便为了弄清楚真相,开始搜集资料,但在人大,他却被排除在通过决策之前组织的人大常委三峡工程考查团之外:“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决定作这样一个考察。直到他们从三峡回来,向报界发表完全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我问几位一直关心这一工程的常委,都说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马上打电话问秘书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猜想你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吱吱唔唔讲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去的人是经过挑选的,多数是外行,自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即使三峡议案列入了1992年的人大会议审议日程,人大方面也没有协助他全面了解情况,“不但没有,还制造重重阻碍,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黄顺兴问秘书处:“你们准备的成套的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我两面都想了解。他说台湾团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给你。我说:你们做正面推动性宣传,花那么大的气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几公斤;而不同意见,只薄薄的几小册,怎么就不能发给每人一套?三峡工程的决议案要在大会上表决,不了解全面情况,怎么发表意见?也许有人愿意放弃权利,我不,我要我的一份,你想办法给我找来。”明知无望的黄顺兴只能在开会之前在家中自行将10本负面材料复印好几份,发给了希望知道全面情况的代表。不过,后来在会上,秘书组还是给了他一份反对方意见,并且说:“黄老,这是特别给你的。”他当时回答说:“我不要特别,了解全面情况是每个代表的基本权利。”(戴晴,1993b) 

  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了人大对三峡的正式审议和表决上,如黄顺兴所言,“为达到通过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违反法定程序也在所不惜。当时,并没有安排不同意见专家到会介绍不同观点,到小组会上说明情况的水利部、长办人员,对部分委员提出的问题,有的推拖,“有的根本答不出来,如预算、筹款渠道等问题;有的答非所问,只将他们的提案重复一遍了事;有的干脆明说不敢作答。”黄顺兴想让更多的代表了解更全面的信息,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在小组讨论阶段,我尽量和别的代表联系,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因素,想让尽量多的代表在表决前知道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材料,大会不下发,我想,那我就个别送吧。没想到送也送不成,因为大会封锁,不同地区的代表之间不准直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团的秘书处。但一到那里,就如泥牛入海,对方根本不可能收到。”(戴晴,1993b) 

  三峡议案表决时的遭遇,最终使黄顺兴退席抗议。黄顺兴说,“人大《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次5分钟。”“这条规定是很具体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权力。我那次既然已经决心在大会上发言,3月31日便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了。按照规定,对于能否发言,根本无需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重要的材料赴会。”表决当天,黄顺兴登记了的发言果然没有被安排,他只能临时变通应对:“我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突然听到台湾记者喊:‘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才明白,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通通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我决定退席抗议,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记者围上来,我事先虽然没有料想到关闭扩音器这一粗暴作法,毕竟有所准备,于是当场把材料散发给他们,同时对他们做了补充说明,等于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戴晴,1993b) 
林华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你让他如何做出正确判断?”人大的决策亦如是。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方意见自由、充分呈现,让参与决策者对问题的是非有个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按法定程序拍板定案,如此民主决策一说方可谓不谬。可在三峡决策上,不同意见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决策机构,都被刻意限制,“一言堂”若此,哪来什么“民主决策”?如果民主只是稀里糊涂摁表决器,盲人观花聋子听戏的话,那这也算得上。 
这个错漏百出、违反法定基本程序的决策,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黄顺兴说:“本来,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这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黄顺兴的观察可能道破了个中玄机:“没有把握又要强行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责任推给全国吗——这是你人大通过了的!为什么要推?没有把握。这几桩事情都是连带的。” 

  但正如黄顺兴掷地有声的回答:“这责任你推得掉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桩事,都是要向历史交代的。” 

  众声还将喧嚣 

  关注过长江洪水报道的人可能都清楚三峡大坝的防洪地位在媒体上的嬗变轨迹: 
  2003年6月1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新华网稿件:“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稿件:“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对于这些由权威官方媒体发布、让公众无可如何的防洪标准,后来三峡方面出面澄清:“大坝的防洪能力从来就没有变过,是媒体在不同时期截取了不同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四种说法都对。”(以上据媒体报道整理)如果你去翻阅三峡论证报告,当然会知道这些报道的不严谨。那么,是这些媒体要把三峡方面往火上架吗?这显然也非实情。正如一些人已经提到的,这些不确切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 
官方在舆论上一方面把三峡工程说得有百利而无一弊,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制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对于问题或事情,也尽量藏着掖着,到了不得已非得公开或澄清的时候,就摆出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架势。虽然基于对论证、决策程序的质疑和各种渠道的了解,公众对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但由一个不受民意控制的官方机构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的往外挤,谁又知道还有多少没挤出来呢?如果说三峡论证和决策中的问题,尚可以视作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在三峡已经建成的今天,有关方面是否应该补上信息透明这一环,让国民的知情权有个着落呢?至少从我们追问三峡资金信息公开的尝试来看,即使在《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度保障之下,相关机构拒绝,法院不受理,只能说:晒账,难!信息透明,难! 

  是工程就有利有弊,这并非那种庸俗的两分法,实情如此。而官方主导的过度宣传则几乎“神化”了这个工程,但正如一切人造神话的结果往往是飞仙不成反生妖孽一样,把三峡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官方宣传,其实自己早已就把它“妖魔化”了,哪还等得及吃力不讨好的不同意见者的质疑!有关方面在指责人们“攻击”、“妖魔化”三峡的时候,就不能自己照照镜子呢? 

  198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接受钱钢采访时,用两句话来概括一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态度: 
  ——我们很关心。 

  ——我们很不放心! 
  今天,这两句话可能是很多关注者依然要说的。何况,三峡工程的效益之辩还算不上结束,移民、资金等问题依然有待解答,由三峡带来的长江流域区域利益分配的问题也正在浮出水面…… 

   (注:任星辉先生的文章来源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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