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博庭

     这几天网上流传一篇何清涟在几年前撰写的题为《钱正英迟到的道歉与中国的无责任政治》。因为我是从事水利科普工作的，所以，很多人把文章发给我，让我看看何清涟的说法到底成立不成立。看过文章之后，我感觉何清涟是一个水利的科盲，他的评论文章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智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恰好与她所列举的论据相反。当然，反智的原因并不是何清涟的智商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水利界的某些概念用语不够科学和准确。

关于钱正英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道歉的说法，我以前也听说过。不过，由于不知道当时钱正英谈话的范围、语境，只能猜测性的认为：如果不是钱正英没有表达完整，一定是记者没有转达清楚。客观地说，所谓钱正英对自己主管水利部的失政的总结："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不仅可能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过。而且，她最早说这种话的时间恐怕应该是1975年底。当年，中国河南遭遇"758"大水的板桥水库垮坝，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死亡。面对这种历史罕见的严重灾难。水利部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后的结论就是大跃进时期上马的，大量的由人海战术建设的"小、土、群"的水库建设项目，存在着粗放管理和过度开发的严重问题。

中国的水利建设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教训：一个是在工程设计上不尊重科学，建设了三门峡的高坝。最后导致建成后的三门峡水坝不能正常运行，否则，就会因为泥沙淤积给上游造成巨大的淹没灾害。建成后的三门峡，不得不立即进行了改造，改造后将高坝被当作低坝使用，又采取了一系列补救的措施，才弥补了设计上的缺陷。另一个水利工程建设上的"大跃进"。在大跃进年代，大家都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要想让粮食高产，必须要兴修水利。当时因为国家缺钱，为了配合全国的大跃进，我国水利工作中建设水库的方针是"小""土""群"。结果是水库建了不少，但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直到今天，我国的水库和大坝的数量，仍然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至今我们国家的水库总有效库容，还不足美国的一半。

我国 "小""土""群"的水库建设方针的后遗症，不仅是蓄水能力的不足，还有工程的安全性。"758"灾害过后，水利部门的检讨结论主要就是"粗放管理，过度开发"的"小""土""群"的水库建设方针。从那以后，中国的水库建设，不仅速度降下来了，而且，也开始特别注重质量。遗憾的是，由于国家的财政能力有限，所有中国的水利建设的速度，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从解放后到"758"之前的20多年里，中国总共建了约8万座水坝，而改革开放后近40年，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国的水库大坝数量增加的还不到一万座。所以，直到今天，中国水利建设的问题仍然是，低水平的开发过度（大跃进后遗症），和高水平（或者说是科学）的开发不足同时存在。

前不久（2015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在南京举办了一场《水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其中中国工程院王浩院士介绍的一组水资源数据，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水安全的忧虑。王浩院士透露说"表示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流径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欧洲国家通常是0.9以上，美国是0.66，而我们中国目前还不足0.3。"。库容系数低的直接后果，就是调控水资源时空分布矛盾的能力不足，导致水多、水少的矛盾同时存在，洪涝和干旱灾害经常交替出现。

听到王浩院士的这一数据，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因为多少年来人们在各种媒体上总能听到和看到"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过高的说法。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过高，而库容系数却不足？都是官方的宣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意思相反的表述？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水利界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这个词的表述，不够科学。对于地下水资源来说。开发和利用通常是同时完成的。因为，你必须先把地下水抽上来，才能使用。但是，对于河流水资源来说，情况则是不一样的。开发完全可以认为是在河流上建坝蓄水（对水资源进行调控），也就是库容系数。而利用则是指社会从水库中的实际消耗掉的用水量。目前，我们的水利科技界似乎已经习惯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来不加区分的笼统地表示社会所消耗的地下水资资源以及和河流水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再用一个库容系数，来定义和表达河流水资源的开发情况。

这样的表述，不仅容易给非水利专业的人士造成误解，即便是一些专业的人士，有时也难免会形成错误的概念。很多专业的人士都习惯用中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来表达"中国的水资源利用程度"已经过度的问题。这样很多人就可以把专业人士的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过度"的表述，简化成"中国的水资源开发已经过度"的概念。更何况还有一些由国外资金支持的各种反水坝极端组织，就是要利用水利科技界的名词概念上的模糊，不断地制造"中国的河流开发已经过渡"的谎言，来攻击和诬蔑我国的发展建设。

为了不给公众造成误解，我们建议规范水利界的专业名词，不要再笼统的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来表达水资源的消耗使用情况，而是比较严谨的使用"水资源的利用程度"里表达社会水资源的使用情况。而同时用"水资源的开发程度"，来表达对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和对河流水资源的开发情况（即水库库容系数）。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混乱。

如果进行了这样科学的划分，我们就不难发现，对于水资源的开发程度（即现有的库容系数）当然是越高越好。因为，道理很简单河流水资源的开发程度高了，水库的库容大了，我们就能在汛期存储更多的洪水（减少洪灾），同时也能在旱季提供更多的水资源，抵御更大的旱灾。

一般来说，河流的综合开发利用的水平，就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的体现。河流的开发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同时经济越发达，生态环境也就越好。2007年联合国对全世界的主要国家行了一次调查，其结论是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上与这个国家的人均水库库容成正比。因此，2012年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水资源协会等几个涉水的国际组织，曾联合发表《储水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的东京宣言，呼吁欠发达国家加强水库大坝的建设，以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难题。

目前我国的国土面积和水资源总量都与美国相近，但我国的水库蓄水能力，尤其是有效的水库可调节库容，还不足美国的一半。相对与我国的人口基数，我国与美国的人均水库库容更是差距巨大。由于水库蓄水能力上的差距，同样的洪水下在美国则能够被存在水库里，而到了中国则需要疲于奔命的排到海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洪涝灾害。作为减灾存在水库里的洪水，到了枯水季节就变成了宝贵的水资源。我国和一些欠发达目前所谓的洪涝灾害和水资源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正的灾害和短缺，而是水库的调蓄能力的不足。

表一；中国长江和美国的一些主要河流梯级水库调节能力比较表

注：金沙江（虎跳峡）、雅砻江（两河口）、大渡河（双江口）等都是该流域中尚未建设成的龙头水库，所以，只能视为规划数字。说明我国水库建设的实际情况更要差。

总之，何清涟关于钱正英道歉的有关评论，正好是违反逻辑的。中国水资源的问题绝不是开发过度，而是开发不足。即使强正英的道歉中确实有过"开发过度"的表述，也是钱正英在位时的"小、土、群"的开发过度。而至今中国水资源的主要问题还是储水设施的建设不足。例如，何清涟在文章说到"道歉之时，正是西南五省几千万生灵因严重缺水而备受煎熬之时"。这显然是指2011年，我国西南地区和下游湄公河都遭遇到了特大干旱。

当年云南为什么遭遇特大干旱的灾害？因为，云南的水库总蓄水量仅占河流径流量的7%，也就是说当年云南省的库容系数只有0.07。 当年云南所建设的水库，几乎没有大水库，都是小水库，所以在大干旱来临之后，数以千计的小水库都干涸了。其实，如果当年的云南能达到全国的水资源开发的平均水平0.3，恐怕也就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干旱灾害了。总之，云南的干旱，主要工程性缺水，从那以后，我国的云南省已经加大了河流水资源开发的力度，这也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的解决干旱问题的方式。

我国的三峡工程，目前之所以能够发挥出防洪和抗旱的巨大作用，恰恰是因为有一个大水库。何清涟在文章中提到的反对三峡的"忍向黄河哭禹功"和"利专家黄万里置政治内险于不顾，持之多年的泣血劝止"的种种理由，在今天都已经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另外，何清涟说中国的水利工程是给某"个人及共产党'树碑"'的政治性活动，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对于执政者来说，任何大型水利工程的成功建设都是造福于民的功绩。何清涟也许不知道，美国的大型水利工程其实更是政治工程、政绩工程，否则，胡佛大坝，怎么会以一个决策的总统自己的名字命名？

总之，在水资源问题上我们国家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差距，不是什么别的，恰恰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所导致的开发不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迎头赶上，而不是用某个人、某个专家、甚至是某个领导的只言片语来进行违背科学逻辑的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