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今日召开
2009/12/7 8:47:10 新闻来源：本网综合
写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际:无论发生什么 都将影响历史
来源：科技日报
12月6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工作人员布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12月7日，哥本哈根会议的大幕就将开启。有人说，如果本次会议取得成功，将不啻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一场看上去只是讨论气候的国际会议为何如此重要——
“2009年，将会因为金融危机而被历史铭记吗？不，我们不希望这样。2009年应该被这样铭记：在这一年，全球找到了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找到了应对挑战的政治意愿，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希望和机会。”
全球自然基金会（WWF）所发表的这段话，道出了人们的期待。未来12天里，美欧名城哥本哈根所发生的一切，也许都将影响未来数年里的全球气候政策，甚至影响人类历史。
谈什么？怎么谈？
“为达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新协议，各国需要拿出合作与妥协的精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秘书长埃博尔日前表示。
他指出，在哥本哈根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它应该包括3个方面：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资金和技术支持。12天的谈判，就将围绕这些主要议题展开。
《公约》有两个附属机构：监督《京都议定书》执行进展的附属履约机构（SBI）和负责向《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供技术转让等建议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根据议程，两机构都将于12月8日—12日召开自己的第31次会议。
“大多数议题都将被拿到这两个会议上讨论谈判，形成草案后，递交缔约方会议批准。实际上每天讨论的具体问题都是新鲜出炉的，要根据前一天的谈判进展而确定。”即将动身前往丹麦的“气候组织”政策与项目研究总监喻捷介绍说。
以SBI会议为例，会议将审查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果，对发展中国家获得和分配资金支持的情况进行通报，并向两个缔约方大会递交这些问题建议和决定草案。
“议程中间几天是不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开放的非正式团体会议，这些会议实质上就是各国谈判代表唇枪舌剑的‘战场’。”喻捷告诉记者，“最后几天是最高潮的阶段，届时很多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将参会，大会将宣布最终达成的协议，至此，这场年终气候大戏的结局也将水落石出。”
为啥要谈？
“排放权即发展权”这句话近来反复被提及。正因如此，这场讨论气候的国际会议才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可以想见，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的谈判桌上，将会是怎样一幕“硝烟弥漫”的情景。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邹冀指出，气候谈判是国际战略的新“边界”，讨论的实质是国际责任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权利分配问题。“在全球变暖对温室气体浓度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温室气体排放容量正成为新的稀缺战略资源，事关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和发展权力。”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则算了这样一笔账：要实现到2050年控制温升2℃的目标，发达国家就要减排80%，人均排放为253吨，而发展中国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间仅为人均82吨左右，这将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差更大：从1850至2050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将高达1206吨，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30吨。
与此同时，减排就意味着未来各国经济将往低碳方向转型。邹冀表示，低碳经济形态的形成将重新定义长期竞争力，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含义，进而关系到国际战略竞争的格局。而低碳经济的形成要依赖技术，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仅以中国为例，中国节能减排领域目前有几十种主流骨干技术，但其中的很多中国都不掌握其核心技术；而“在美国国会的字典里，是没有‘给中国钱’这几个字的”。
因此，无论是减排目标还是技术转让与资金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在此次谈判中达成一致，都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国刚刚宣布了具国内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
对这一目标，邹冀用他的模型算了一笔精细“账”。曾有国外机构称，中国的这一目标只相当于“十一五”时期的基准线。对此，他反驳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测算，在继续实施现有减排措施而不采取新手段的情况下，碳强度的下降幅度为30%。“这个数字才是基准情形。”
如果碳强度下降40%，新增的成本还不明显。若继续减少到45%，则中国今后10年每年需为此多付出30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相当于每一个中国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即使是实现基准情景，也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邹冀表示。
此外，他还研究了碳强度下降50%时的情况，这时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平均每年付出的增量成本高达860亿美元。
因此，“当前中国选择这样的自主减排目标，既是对国内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也是对国际合情合理、讲究分寸的”。
拯救气候，不能再拖延
早在1896年，瑞典物理学家斯凡特·阿累尼乌斯预言了我们今天将面临的气候危机。但当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多么的正确和富于预见——根据他的计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就会平均上升2℃—6℃，这正与今天的气候模型相符。
科学家们指出，地球正在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地球平均升温0.74℃，且大部分升温在1970年以后。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200年前高出了40%。自2000年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和破坏森林这两大主要手段，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正以超过2%的速度增加。同时，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却在持续减少，剩下的那些气体将一直长存于大气中。
气候变暖将导致各种气候和天气情况愈加极端——飓风更多，干旱地区更干旱，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至少1亿人口流离失所……而这些，还将不是全部。
“金融危机是人们透支消费的结果，而气候危机则是透支地球资源的结果。”博埃尔的话正标明现状，“目前我们已没有时间可浪费。”（钱 炜）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今日召开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12月7日，广为关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轮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
观察人士认为，在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确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两项基础性议题的探讨前景均显艰难的背景下，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制定新的气候协议以最终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努力，可能无法换来圆满结果。不过，考虑到此前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由各国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影响力，哥本哈根将至少能够出台一份相关的建议性文本，并于未来再转为法律协议。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发展研究室主任陈迎认为，上述两大议题的探讨结果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否成功的判定标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5日指出，全世界都期待着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最终“能够见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但是，围绕两大基础性议题的探讨不会一帆风顺。在过去半年内为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提前进行的多达9轮的立场协调过程中，相关进展异常缓慢。
在减排目标方面，全国人大环境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发达国家历史上进行的温室气体大肆排放，已被认定为目前全球面临严重气候挑战的主要原因。而发达国家目前提议关注当今各国的碳排放规模，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历史排放经历的一种掩盖。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时，更应关注各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
实际上，即使考察当前的排放量，各国的目标也都因为带有附加条件而存在不确定性。陈迎指出，欧洲很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对发展中国家重新提出，将减排相关目标与贸易问题相挂钩。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议题也可能面临艰难前景。德波尔曾于9月指出，会议成功要建立在满足一定政治需求的基础上，即发展中进行减排可以让发达国家情愿接受更高的减排比例。同时，有减排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会在技术引进和研发方面投入更多，有助于技术转移，也满足了发达国家的全球共同承担减排任务的政治需求。
但这一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立场的官方表态，将很难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响应。翟勇强调，设定减排目标是负责任发展中国家的道义行为，但这样的道义行为应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义务相区别，更应作为全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非强制性义务写入框架协议。12月3日，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就在宣布印度将于2020年实现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减少20%至25%的目标时强调，印度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不会签署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高健) （责任编辑：方芳）
来源：科技日报
12月6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工作人员布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12月7日，哥本哈根会议的大幕就将开启。有人说，如果本次会议取得成功，将不啻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一场看上去只是讨论气候的国际会议为何如此重要——
“2009年，将会因为金融危机而被历史铭记吗？不，我们不希望这样。2009年应该被这样铭记：在这一年，全球找到了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找到了应对挑战的政治意愿，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希望和机会。”
全球自然基金会（WWF）所发表的这段话，道出了人们的期待。未来12天里，美欧名城哥本哈根所发生的一切，也许都将影响未来数年里的全球气候政策，甚至影响人类历史。
谈什么？怎么谈？
“为达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新协议，各国需要拿出合作与妥协的精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秘书长埃博尔日前表示。
他指出，在哥本哈根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它应该包括3个方面：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资金和技术支持。12天的谈判，就将围绕这些主要议题展开。
《公约》有两个附属机构：监督《京都议定书》执行进展的附属履约机构（SBI）和负责向《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供技术转让等建议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根据议程，两机构都将于12月8日—12日召开自己的第31次会议。
“大多数议题都将被拿到这两个会议上讨论谈判，形成草案后，递交缔约方会议批准。实际上每天讨论的具体问题都是新鲜出炉的，要根据前一天的谈判进展而确定。”即将动身前往丹麦的“气候组织”政策与项目研究总监喻捷介绍说。
以SBI会议为例，会议将审查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果，对发展中国家获得和分配资金支持的情况进行通报，并向两个缔约方大会递交这些问题建议和决定草案。
“议程中间几天是不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开放的非正式团体会议，这些会议实质上就是各国谈判代表唇枪舌剑的‘战场’。”喻捷告诉记者，“最后几天是最高潮的阶段，届时很多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将参会，大会将宣布最终达成的协议，至此，这场年终气候大戏的结局也将水落石出。”
为啥要谈？
“排放权即发展权”这句话近来反复被提及。正因如此，这场讨论气候的国际会议才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可以想见，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的谈判桌上，将会是怎样一幕“硝烟弥漫”的情景。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邹冀指出，气候谈判是国际战略的新“边界”，讨论的实质是国际责任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权利分配问题。“在全球变暖对温室气体浓度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温室气体排放容量正成为新的稀缺战略资源，事关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和发展权力。”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则算了这样一笔账：要实现到2050年控制温升2℃的目标，发达国家就要减排80%，人均排放为253吨，而发展中国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间仅为人均82吨左右，这将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差更大：从1850至2050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将高达1206吨，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30吨。
与此同时，减排就意味着未来各国经济将往低碳方向转型。邹冀表示，低碳经济形态的形成将重新定义长期竞争力，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含义，进而关系到国际战略竞争的格局。而低碳经济的形成要依赖技术，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仅以中国为例，中国节能减排领域目前有几十种主流骨干技术，但其中的很多中国都不掌握其核心技术；而“在美国国会的字典里，是没有‘给中国钱’这几个字的”。
因此，无论是减排目标还是技术转让与资金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在此次谈判中达成一致，都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国刚刚宣布了具国内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
对这一目标，邹冀用他的模型算了一笔精细“账”。曾有国外机构称，中国的这一目标只相当于“十一五”时期的基准线。对此，他反驳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测算，在继续实施现有减排措施而不采取新手段的情况下，碳强度的下降幅度为30%。“这个数字才是基准情形。”
如果碳强度下降40%，新增的成本还不明显。若继续减少到45%，则中国今后10年每年需为此多付出30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相当于每一个中国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即使是实现基准情景，也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邹冀表示。
此外，他还研究了碳强度下降50%时的情况，这时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平均每年付出的增量成本高达860亿美元。
因此，“当前中国选择这样的自主减排目标，既是对国内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也是对国际合情合理、讲究分寸的”。
拯救气候，不能再拖延
早在1896年，瑞典物理学家斯凡特·阿累尼乌斯预言了我们今天将面临的气候危机。但当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多么的正确和富于预见——根据他的计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就会平均上升2℃—6℃，这正与今天的气候模型相符。
科学家们指出，地球正在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地球平均升温0.74℃，且大部分升温在1970年以后。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200年前高出了40%。自2000年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和破坏森林这两大主要手段，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正以超过2%的速度增加。同时，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却在持续减少，剩下的那些气体将一直长存于大气中。
气候变暖将导致各种气候和天气情况愈加极端——飓风更多，干旱地区更干旱，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至少1亿人口流离失所……而这些，还将不是全部。
“金融危机是人们透支消费的结果，而气候危机则是透支地球资源的结果。”博埃尔的话正标明现状，“目前我们已没有时间可浪费。”（钱 炜）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今日召开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12月7日，广为关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轮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
观察人士认为，在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确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两项基础性议题的探讨前景均显艰难的背景下，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制定新的气候协议以最终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努力，可能无法换来圆满结果。不过，考虑到此前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由各国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影响力，哥本哈根将至少能够出台一份相关的建议性文本，并于未来再转为法律协议。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发展研究室主任陈迎认为，上述两大议题的探讨结果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否成功的判定标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5日指出，全世界都期待着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最终“能够见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但是，围绕两大基础性议题的探讨不会一帆风顺。在过去半年内为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提前进行的多达9轮的立场协调过程中，相关进展异常缓慢。
在减排目标方面，全国人大环境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发达国家历史上进行的温室气体大肆排放，已被认定为目前全球面临严重气候挑战的主要原因。而发达国家目前提议关注当今各国的碳排放规模，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历史排放经历的一种掩盖。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时，更应关注各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
实际上，即使考察当前的排放量，各国的目标也都因为带有附加条件而存在不确定性。陈迎指出，欧洲很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对发展中国家重新提出，将减排相关目标与贸易问题相挂钩。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议题也可能面临艰难前景。德波尔曾于9月指出，会议成功要建立在满足一定政治需求的基础上，即发展中进行减排可以让发达国家情愿接受更高的减排比例。同时，有减排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会在技术引进和研发方面投入更多，有助于技术转移，也满足了发达国家的全球共同承担减排任务的政治需求。
但这一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立场的官方表态，将很难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响应。翟勇强调，设定减排目标是负责任发展中国家的道义行为，但这样的道义行为应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义务相区别，更应作为全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非强制性义务写入框架协议。12月3日，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就在宣布印度将于2020年实现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减少20%至25%的目标时强调，印度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不会签署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高健) （责任编辑：方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