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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对话》不要成为“中外对骗”
2011/11/15 8:09:03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水博

 

《中外对话》是英国某媒体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按理说应该是客观公正的新闻精神的捍卫者。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外对话》很多文章都让人匪夷所思。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外对话》似乎总是喜欢找骗子对话?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中外对话》,最好名副其实的改名叫《中外对骗》,这样既不妨碍《中外对话》与骗子们的交往,也不至于有损新闻职业的道德。

 

记得前不久,中外对话的一位记者在《节能减排成为中国水电开发的借口》一文中就有过“马军曾在云南做过调查,当地河流水量季节性差异很大,因此兴建大坝的同时,常需要新建同等规模的火电厂,用于调节电力供应波动,这将与节能减排的低碳目标背离。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怒江继续上演。”说法。我曾经正式写文章告诉过《中外对话》,马军欺骗了他们。因为当时(2009年底)云南省的水电装机是2090万千瓦,而火电装机是1071万千瓦。加上规划和在建的,云南水电最终将近亿千瓦,而火电还不到它的几分之一 。所以,马军的云南“需要新建同等规模的火电厂”的调查,纯属胡说八道,故意造谣。事实足以证明,马军的“云南”调查结果,不过是他自己编造出来骗人的?其目的不过就是要诬蔑中国水电发展对世界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当然,他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离开了《中外对话》的配合是办不到的。

 

我揭发《中外对话》的记者造谣的信件寄出去几个月了,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回音,反而看到了《中外对话》变本加厉的表演。最近由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研究员”贝丝沃尔克撰写的《保卫南亚水源》一文就更邪乎了。这次《中外对话》找到著名的骗子杨勇。这个当年多次谎称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的博士,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被人揭露和有关机构追究之后,又自称是横断山研究会的主任和首席科学家。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解的是,杨勇这个横断伤研究会好像没有别人,似乎只有杨勇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后经向国家有关部门查询,这个研究会果然是个子虚乌有的骗人组织。据了解,杨勇依靠这些骗人的“光环”,先后以“为中国找水”的名义,骗取了不知情的企业的数百万资助。

 

找了几年的水,花费了几百万,杨勇带着儿子东西南北的玩了个够。我们没看到他给中国找到一滴水,只是给出了几句“要节约用水”的废话。也许是由于被骗企业察觉了他,不肯再继续上当。所以,杨勇从此就不再“为中国找水”了,而开始走向国际,要去“保卫南亚的水源”了。或许杨勇先生已经在国外找到了新的忽悠对象?

 

不过,客观的说,这一次杨勇忽悠人的水平又有了新的进步。例如,知道别人已经揭露过曾经冒充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中科院博士等虚假身份。现在他改为间接的说“我在中国西部的重庆上的地质大学,这为我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不过,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重庆地质大学。倒是有人揭发过,文革过后恢复高考的杨勇没能考上大学,只能上了重庆煤矿学校。当然,也许昔日的重庆煤矿学校,由于培养出了杨勇这样的“杰出人才”,很快就要改名叫重庆地质大学了?

 

具体来说,由于杨勇的谎话太多,简直让你无从驳起。不过,随便找出一段来看,也能发现一些特点。不管是为中国找水,还是保卫南亚的水源,反正杨勇的忽悠,绝对都是事关国家和全球命运的大手笔。不过,这里我想提醒《中外对话》的是,科学考察与旅游漂流绝对不是一码事。有时候某些河流的科学考察确实需要漂流,但是,旅游探险的漂流绝对不是什么科学考察。

 

杨勇的“我对青藏高原各条河流的科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对这些河流很多河段的研究也很少,水文和地质数据几乎是空白”说法,一定会让《中外对话》以为,从民国时期的资源委员会,到新中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里成百上千名从正规院校毕业的科学家、工程师,都是吃干饭的白痴。包括黄万里教授那样一大批在中外学校都处处拔尖的水文科技工作者,奋斗了几十年都不如一个考不上大学的中专生。黄万里回国后就曾经在西南山区里考察河流水文很多年。从正规院校毕业的科技工作者们辛辛苦苦的干了十几年,结果还是青藏高原的各条河流“水文和地质数据几乎是空白”。而我们天才的杨勇的一个漂流,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杨勇编的这个故事,除了中外对话的记者恐怕没人相信。如果,中外对话的目的还不是想“中外对骗”的话,我倒有一个办法,让你们识破杨勇。他不是自称“1986年,为了收集水文地质和河谷地貌资料,我从长江的源头顺流而下,用186天一直漂流到了入海口”吗?你可以去问问杨勇,他知道长江水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吗?知道有多深吗?我估计即便到他漂流“考察”了20多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不知道。即便他费尽心机的从别处打听出来了,他也绝对说不出来,他什么时候测的水深?怎么测出来的。

 

“考察”了几十年,连最基本的河流参数水深都搞不明白,这就是旅游探险与科学考察的根本区别。当然,如果有了《中外对话》记者的默契配合,这倒不会影响杨勇先生今后继续用中外对骗的方式去“保卫南亚水源”。

 

 

参考文章《保卫南亚水源》  

作者:贝丝沃尔克   中外对话   01-11-2011

 

为了对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流域进行考察,杨勇历经二十余载漂流于中国的各条河流。他是最早对长江和雅鲁藏布江危险的上游河段进行科考漂流,并对那里的地质和水文条件进行考察的漂流探险者之一。他目睹了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看着世界屋脊的皑皑冰雪在自己眼前消失。上周,在参加某媒体讨论会的间隙,他就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亚洲河流的未来接受了贝丝沃尔克的采访。

贝丝沃尔克(以下简称”):您能否阐述一下雅鲁藏布江(印度境内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重要意义?

杨勇(以下简称”):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印度和孟加拉三国重要的水源。不仅如此,从经济和民生的角度而言,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孟加拉国而言,因为这条河流经该国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所以尤为重要。而在其发源地——西藏,它象征着藏文化的摇篮。在当地人的心中,它是神圣的。人们在其两岸修建庙宇,举办宗教仪式。这条河发源于凯拉什山(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山麓。在佛教、印度教、苯教里,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沃:您是怎么开始对河流产生兴趣的?雅鲁藏布江又有哪些因素让您对其特别感兴趣?

杨:我生长在中国西南部地区长江上游金沙江峡谷中的四川省金阳县的一个悬崖小镇。小的时候,母亲总是不让我在悬崖边玩耍。他们说,下面的水龙王会把小孩吸进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山下的河流充满神秘。它一直是我童年生活的世界中向往的未知领域,我被它深深地吸引着。年纪稍长之后,我便决定一定要以漂流的方式探索这一带峡谷。后来我在中国西部的重庆上的地质大学,这为我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对青藏高原各条河流的科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对这些河流很多河段的研究也很少,水文和地质数据几乎是空白。1986年,为了收集水文地质和河谷地貌资料,我从长江的源头顺流而下,用186天一直漂流到了入海口。一路上,经过了一些从未被穿越的峡谷。参加那次探险的共有55人。期间发生了几次翻船事故,有10位同伴失去了生命。后来我还多次徒步考察了部分重要河段。

自上世纪80年代长江上游开始开发以来,我发现这条河流上游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支流的开发很快,水量也逐年减少。我就一直跟踪长江上游的变化。同时,我开始寻找考察青藏高原上的其它河流。1998年,我率队沿雅鲁藏布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科考活动。对该河在中国境内、从源头到大拐弯河段进行科学考察探险,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科考,我想弄明白雅鲁藏布江是怎样穿过这个深度接近6000的世界最深的峡谷。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漂流了1800多千米,步行400多千米。1998年到2010年期间,我曾5次回到那个地方做研究。

沃:就您观察,在过去的20年间,气候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1998年,我们在雅鲁藏布江探险时,在中国雅鲁藏布江、长江中下游、东北松花江、嫩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的侵袭。我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信号。此外,我在20多年考察中眼看着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速度在加快,大部分冰川退缩速度平均在200500之间。近年来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频繁出现,这也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

100公里长,10公里宽的雅鲁藏布江上游河谷地区,草原荒漠化的现象在不断地扩大,有的地方沙漠连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仅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西藏西部地区雅鲁藏布江上游仲巴县,荒漠化和沙漠推进迫使人们不得不几次三番地搬迁。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河流就会断流,最终,这里会成为第二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不仅如此,冰川快速融化形成冰崩还导致泥石流频发,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也因此而增加。

沃:雅鲁藏布江流域三国应怎样应对这些环境问题?

杨:在保护和利用水资源方面,中、印、孟三国应加强合作,制订一个全面的流域发展规划。规划中应包括洪水防治、地质灾害预警防范、水电水利和水资源科学调度调配等等,充分尊重各国的水资源需求共享权益。非政府组织、媒体、科研人员都应在促进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沃:中国方面一直计划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这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杨:我国从2006年起就开始对雅鲁藏布江中国境内河段上的大拐弯建造水电站进行规划研究,大峡谷400多公里河段蕴藏着4000多万千瓦水电资源,大峡谷电站的基本技术思路是截弯取直,建坝蓄水引流,利用2000多米落差,建设9级电站,因此既不需要修建大型水库,也不会淹没大批良田就能够产生大量电力。

大峡谷电站从理论上不会对下游水量造成影响,值得重视是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和地质风险,大峡谷电站位于生物多样性和地质条件复杂的世界之最的峡谷之中,这必将给大坝的建设以及机械操作带来巨大困难。然而,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地质风险。该工程处于三条巨型山脉和多条大河的交汇之处。因此在项目动工之前,还需要对地震和泥石流的风险进行深入的研究。

雅鲁藏布江上游已经开工兴建的藏木大坝是计划建设的五个规模较小的大坝之一,其所处的位置仅仅控制上游水量。同时,这一地区的地质条件相对不那么敏感。

沃:印度和孟加拉两国对于中国大坝和水利项目非常关注,担心下游水量会因此而减少。这些担忧有根据吗?

杨: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讨论。首先,印度和孟加拉对于中国项目会使下游水量减少的担忧并没有科学依据。工程规划的河流段,其流量仅占大拐弯下游中国境内总流量的50%,到孟加拉湾时流量则增加了近8倍。即便中国在这条河流上实施其调水方案(中国水利部本月初宣布不会开展这一项目)和水电建设,下游水量也不会受到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传言不过是媒体炒作罢了。

第二,对于孟加拉国而言,中国在上游大坝项目实际上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如果这些大坝的蓄水量足够的话,就能够使汛期泛滥的洪水得到控制。不管怎样,在墨脱大拐弯兴建大坝的计划至少在10年内不可能实现。主要是有关电力分配的问题不明朗。西藏目前还没有实现并网供电。如果仅仅是为了西藏用电,那么,从经济角度而言,该项目的可行性并不高。更有可能的是,生产的电力将被输往南亚地区以满足那里的电力需求。三国需要增强彼此间的沟通,特别是就洪水治理问题加强合作。

沃:雅鲁藏布江流域(大坝项目)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当局计划在地震高发地区兴建70座大坝),最大的担忧还是地质风险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如果发生地震,大坝崩塌,洪水将会对下游地区造成毁灭性影响,就像2000(雅鲁藏布江支流)易贡河爆发的大规模溃决性洪水那样。易贡河洪水给西藏南部地区和印度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破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加深对地震和地质灾害趋势的了解,并且加强对大坝建设的统一协调和管理。所有有关国家应加强合作,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此之前,切勿操之过急。

(贝丝沃尔克,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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