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水电行（6）：谁在挑动水与电的战争？
2012/5/12 8:22:37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编者按：由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及《能源》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2西南水电行第一站是参访大渡河流域上的猴子岩水电站。第二站是考察访问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第三站是考察访问金沙江中游的阿海水电站。非常凑巧的是：正直西南水电行的考察期间，社会上的一些媒体发起了对对金沙江水电开发和规划的质疑，这使得我们的专家，有机会站在金沙江畔，用看到、听到的事实，回答社会各界的质疑。随后几天，我们将以答记者问的形式，陆续发表。今天讨论的题目是：谁在挑动水与电的战争？
记者：我们注意到《东方早报》质疑金沙江水电开发的文章中有“水与电的战争”一节，提出了很多社会公众搞不大清楚的问题。在我国真的存在水与电的战争吗？您能就您所了解的情况结合金沙江水电开发，给大家解释一下关于水与电的矛盾吗？
张博庭：关于“水与电的战争”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应该算是《东方早报》的新发明吧！至今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水与电要发生战争。本来水力发电应该是水与电的结合。没有水就没有电，水多了、电也多，为什么水和电还要相互发生战争呢？
看过《东方早报》的报道之后，我才发现所谓水与电的战争是我国现阶段特有的。一方面因为我国的水资源管理是水利部，而电力能源归发改委能源局。由于各自负责的职责不同，他们之间就难免会有一些不同侧重。有人特别擅长与调拨这种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所以就发明水与电的战争的说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水库建设严重滞后，水库的蓄水能力非常不足，以至于有时候防洪的压力常常让我们不得不牺牲发电和供水的利益。
首先要说明，目前我国长江上的水力发电确实存在某些矛盾。尤其是在汛期，水库为了留有足够的防洪库容就要先降低水位，时刻等待着洪水的到来。而水力发电则需要水位尽可能高一些，否则，同样的水量就要少发很多电力。但是，这种矛盾在我国的黄河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发达国家就不存在。因为，我国黄河的水库总蓄水量已经接近年径流量的2倍。一般来说，不管黄河来多少洪水都能被如数的存储在水库中。国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像美国的科罗拉多河上的水库蓄水量，达到了河流年径流量的4倍以上。所以，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也不用担心防洪与发电（供水）产生矛盾。
所以，我国水与电的矛盾是暂时的，是水资源开发程度过低所带来的问题。然而，一些反水坝的人士，却喜欢拼命的炒作水与电的矛盾，来作为反对水库和水电开发建设的理由。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要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水库蓄水能力大幅度提高），我国水与电的矛盾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我国黄河的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黄河曾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的手段，断流长达270天/每年。当时的一些反水坝人士就曾说是水电建设导致了黄河的断流，要求停止黄河上的水利水电建设。但是，当小浪底水电站建成之后，我们具备调配水资源硬件之后，我们国家就对黄河实施了统一调度。从那时候起，十几年来我国的黄河不仅没有发生过大洪水，也没有出现过断流。如果我们当时听信了反水坝组织的谎言，停止了黄河的水利水电建设，那么至今我国黄河的断流现象，肯定还会一直存在。
我国的长江目前水库的总需水量还不到年径流量的20%，还远远不能有效调节全年的水资源。所以当汛期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兼顾好防洪与发电（或者说供水）的矛盾。在目前蓄水能力不足的条件下，防洪的保障率一定是要以发电和供水能力的损失为代价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速长江的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当我国长江流域的水利水电规划全部完成之后，这些矛盾必然会得到解决。我国黄河和国外的大量事实，已经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证明。
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各水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长江流域的防洪管理还不能形成统一调度，《东方早报》关于抢水大战的担心，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报道也存在着明显的言过其实。例如，早报说的“按照要求，蓄水期间，三峡要在15000立方米/秒的基础上下泄8000立方米/秒的流量，留下7000立方米/秒，这意味着10月份三峡留下的水量超过200亿立方米。加上三峡的调节库容221.5亿立方米，超过400亿立方米。”。就有重复计算的错误。
既然，三峡水库留下的水量已经超过200亿，为什么还要加上调节库容221亿呢？三峡库容的总调节能力就是221亿，已经留下200多亿了之后，基本上就已经装满了水，怎么可能再装下一个调节库容221亿呢？所以，关于讯末三峡水电站蓄水的问题，《东方早报》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错误的。超过400亿的洪水，三峡水库是无论如何也装不下的。《东方早报》文章中要证明“水与电的战争”的唯一用数据说话的“证据”还完全是错的，可见，《东方早报》这种论断是多么的天方夜谭，牵强附会。
在长江上的各级电站水库的修建过程中，由于在各主要水库尚未建成之前，我们还无法实施像黄河那样的统一科学调度。同时由于缺乏经验各个电站之间发生蓄水时间上的冲突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相信即使出现，那也只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在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之前的今天，我们个长江上的各个流域已经都在开展“流域梯级联合调度”的研究，相应的规范也已经在制定过程中。可以预计，当长江上所有的水库都建成了之后，一定会与现在的黄河一样，形成由水利部统一调度的科学管理局面。黄河的水资源异常缺乏，我们都能管的如此科学、合理。长江的水资源比黄河丰富的多，又有了管理黄河的成功经验，我们还需要担心吗？
再有《东方早报》把水库蓄水的矛盾描绘成是水与电的战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发电与供水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水库不能蓄满水的话，不仅发电效率不高，供水能力也大幅度的下降。例如，2009年我国的三峡就因为蓄水过迟没能蓄满，以至于严重的影响到了冬春季的供水能力。水利部们为此也受到不小的社会压力。所以，客观的说，同属水利部门管辖的水资源短缺与防洪的矛盾，远比水与电的矛盾更为尖锐。
以前由于我国的水利设施落后，防洪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用水需求的不断上升，水资源短缺必将会上升为我国水利工作的主要矛盾。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一阶段。我们国家的水资源管理观念目前也正在转变之中。
因此，在我们科技工作者看来，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水与电的密切合作，而不是水与电的战争。不过，由于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水和电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权限上的差异，难免会使一些狭隘的政府官员更加关注水与电的矛盾。例如，《东方早报》文章中采访的主角，原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
很多反水坝的媒体记者都喜欢称翁立达为水资源保护专家，其实，我觉得称其为水资源保护（原）官员最合适。因为，多年的政府官员经历，让他对水资源问题的了解并不深入。但是对于怎么样运用官场上“规则”倒是轻车熟路。例如，在2009年环保部错误的叫停金沙江水电的时候，这个翁立达原局长就曾在中国环境报上糊里糊涂的说，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已经严重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后来我向该报的主编要求，提供翁立达说法的出处。对方怎么也提供不出来。并告诉我说他们报纸是看到其它某媒体的报道后才这样登的，如果错了的话请我找其他媒体求正。
翁立达官员不可能提供他说法的出处，我完全理解。因为，据我所知，他所说的国际上水资源的40%的标准确实存在，不过，那是指水资源的利用程度，而不是指水资源的开发程度。目前，全世界水库蓄水总量已经超过的常用淡水水资源的40%。翁立达先生长期做官，能够知道有个40%就已经不错了，我们怎么还能强求人家把具体的技术问题，都搞得这么准确呢？所以，我认为翁立达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官员，而不是什么水资源专家。
除此之外，翁立达官员对具体的业务技术也不够了解。例如，翁立达所说的“这些水电的规划，往往只考虑如何利用水能发电，很少兼顾其他需要”。这句话就显得很无知。大家可以随便去看看，任何具体的水电规划，是不是“只考虑如何利用水能发电，很少兼顾其他”？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也规定，专项规划必须服从综合规划，如果现行的水电规划“只考虑如何利用水能发电，很少兼顾其他”的话，那么不仅这个水电的规划是违法的，同时也说明我国水资源的综合规划根本就无法实施。我可以确切地说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国现行的水电开发项目中至少有4、5项行政许可，是由水利部们审查批准的。如果真有水电项目违背了水资源综合规划，水利部门是不可能批准的。即便是某个官员敢批准，也绝对是属于行政违法。任何人一旦揭发出来，都必须撤销这个违法的行政许可。
此外，《东方早报》重复翁立达说的“这边拖着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编的经费迟迟不批，那边把每个上报的水电项目都批了。”的叙述中，不仅是故意的挑拨离间，而且也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因为，在同一文章中翁立达也曾对记者说“长江水利委员会即开始了再次修编的研讨论证，修编工作于2007年开始2009年完成，但目前仍未获国务院批准。”。既然是修编工作已经完成了，只等着国务院批准了，怎么还会有“这边拖着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编的经费迟迟不批”的问题呢？难道国务院的批准也需要经费吗？这里我们不知道是谁有问题，反正不管是谁，终归是有人在规划审批的问题上故意造谣，甚至说是挑拨离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东方早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解释。
再有《东方早报》的“翁立达认为，流域综合规划的修编落后于水电开发规划，导致看到利益的水电巨头纷纷利用1990年‘对生态问题考虑很少’的规划版本，拼命开始水电开发的前期工作，不断上报具体的电站项目，造成难以挽回的既定事实。”的相关报道，并没有说明，是他们最近采访过翁立达先生，还是简单的抄袭以前的新闻报道？我高度怀疑是后者。
由于翁立达官员并非是专业人员对具体的业务技术并不熟悉，以前确实说过类似的错话。但是，在事实面前翁立达官员早已经不这样说了。人家毕竟是当过局长的，怎么可能干这种“说错了话，死不改口”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蠢事呢？因为，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已经通过了审查，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与现行的水电专项规划一致，任何人都可以去对比。
特别是在2009年环保部叫停金沙江水电之前。翁立达官员的这种“水电企业利用旧规划”的错误言论，不仅误导了社会，而且也有意无意的挑拨了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因此，当2009年环保部叫停了金沙江水电之后，水利部立刻就组织了金沙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审查。相当于是要用审查的内容，向有关部门说明，新修订的《长流规》与现行的水电规划完全一致。也用事实驳斥了退休官员翁立达个人的“水电企业利用旧规划的版本，拼命开始水电开发的前期工作，不断上报具体的电站项目，造成难以挽回的既定事实。”错误说法。
至于早报文章中说到的“早报记者了解到，新修编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与‘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规划’在坝址选择和梯级任务确定方面就存在差异，对阿海、上虎跳峡电站坝址及库容的认识与要求也不相同。”的说法，也并不是事实。我在前面谈到汪永晨的时候已经说过，由于虎跳峡的移民遭遇到了伪环保组织的挑拨，曾经让中央认为当地民众不愿意搬迁。所以，曾经有改变坝址的打算。但是后来很多群众又反映说，反对建坝的只是一小搓人受指使的人，他们坚决要求在原址修建。这样关于虎跳峡的坝址选择，不管是在水电规划中，还是在金沙江流域综合规划中，至今也都还没有确定下来（相应的对下一级电站的指标的确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对此《金沙江干流综合规划》的审查意见是：由于该河段的开发涉及水库淹没，移民安置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因素，目前尚无条件确定开发方案。建议综合规划梯级布置按《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暂列。可见，不管最后中央如何确定，最终两个规划的结论，肯定是要一致的。否则，那就是违反《水法》的违法。这种违法的项目，不可能通过水利部门的行政许可，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
总而言之，关于《东方早报》的水与电的战争一说，完全歪曲了我国长江问题（确切的说是我国水资源问题）的主要矛盾。不管是早报文章最后提到的泥沙问题，还是鄱阳湖、洞庭湖干旱的问题，其根源都是水资源总量的匮乏。用水库拦蓄尽可能多的洪水，是全球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最主要途径，而我国的水电开发则是大水库建设唯一途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尽快完成水电开发，才是解决长江问题乃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关键所在。水与电之间，不仅不应该是什么战争，而绝对是相辅相成的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水了就不能发电，不能发电了，供水也一定会成问题。这么简单的道理恐怕连小学生都明白。可是我们的《东方早报》却深陷其中。
记者：我们注意到《东方早报》质疑金沙江水电开发的文章中有“水与电的战争”一节，提出了很多社会公众搞不大清楚的问题。在我国真的存在水与电的战争吗？您能就您所了解的情况结合金沙江水电开发，给大家解释一下关于水与电的矛盾吗？
张博庭：关于“水与电的战争”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应该算是《东方早报》的新发明吧！至今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水与电要发生战争。本来水力发电应该是水与电的结合。没有水就没有电，水多了、电也多，为什么水和电还要相互发生战争呢？
看过《东方早报》的报道之后，我才发现所谓水与电的战争是我国现阶段特有的。一方面因为我国的水资源管理是水利部，而电力能源归发改委能源局。由于各自负责的职责不同，他们之间就难免会有一些不同侧重。有人特别擅长与调拨这种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所以就发明水与电的战争的说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水库建设严重滞后，水库的蓄水能力非常不足，以至于有时候防洪的压力常常让我们不得不牺牲发电和供水的利益。
首先要说明，目前我国长江上的水力发电确实存在某些矛盾。尤其是在汛期，水库为了留有足够的防洪库容就要先降低水位，时刻等待着洪水的到来。而水力发电则需要水位尽可能高一些，否则，同样的水量就要少发很多电力。但是，这种矛盾在我国的黄河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发达国家就不存在。因为，我国黄河的水库总蓄水量已经接近年径流量的2倍。一般来说，不管黄河来多少洪水都能被如数的存储在水库中。国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像美国的科罗拉多河上的水库蓄水量，达到了河流年径流量的4倍以上。所以，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也不用担心防洪与发电（供水）产生矛盾。
所以，我国水与电的矛盾是暂时的，是水资源开发程度过低所带来的问题。然而，一些反水坝的人士，却喜欢拼命的炒作水与电的矛盾，来作为反对水库和水电开发建设的理由。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要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水库蓄水能力大幅度提高），我国水与电的矛盾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我国黄河的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黄河曾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的手段，断流长达270天/每年。当时的一些反水坝人士就曾说是水电建设导致了黄河的断流，要求停止黄河上的水利水电建设。但是，当小浪底水电站建成之后，我们具备调配水资源硬件之后，我们国家就对黄河实施了统一调度。从那时候起，十几年来我国的黄河不仅没有发生过大洪水，也没有出现过断流。如果我们当时听信了反水坝组织的谎言，停止了黄河的水利水电建设，那么至今我国黄河的断流现象，肯定还会一直存在。
我国的长江目前水库的总需水量还不到年径流量的20%，还远远不能有效调节全年的水资源。所以当汛期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兼顾好防洪与发电（或者说供水）的矛盾。在目前蓄水能力不足的条件下，防洪的保障率一定是要以发电和供水能力的损失为代价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速长江的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当我国长江流域的水利水电规划全部完成之后，这些矛盾必然会得到解决。我国黄河和国外的大量事实，已经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证明。
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各水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长江流域的防洪管理还不能形成统一调度，《东方早报》关于抢水大战的担心，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报道也存在着明显的言过其实。例如，早报说的“按照要求，蓄水期间，三峡要在15000立方米/秒的基础上下泄8000立方米/秒的流量，留下7000立方米/秒，这意味着10月份三峡留下的水量超过200亿立方米。加上三峡的调节库容221.5亿立方米，超过400亿立方米。”。就有重复计算的错误。
既然，三峡水库留下的水量已经超过200亿，为什么还要加上调节库容221亿呢？三峡库容的总调节能力就是221亿，已经留下200多亿了之后，基本上就已经装满了水，怎么可能再装下一个调节库容221亿呢？所以，关于讯末三峡水电站蓄水的问题，《东方早报》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错误的。超过400亿的洪水，三峡水库是无论如何也装不下的。《东方早报》文章中要证明“水与电的战争”的唯一用数据说话的“证据”还完全是错的，可见，《东方早报》这种论断是多么的天方夜谭，牵强附会。
在长江上的各级电站水库的修建过程中，由于在各主要水库尚未建成之前，我们还无法实施像黄河那样的统一科学调度。同时由于缺乏经验各个电站之间发生蓄水时间上的冲突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相信即使出现，那也只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在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之前的今天，我们个长江上的各个流域已经都在开展“流域梯级联合调度”的研究，相应的规范也已经在制定过程中。可以预计，当长江上所有的水库都建成了之后，一定会与现在的黄河一样，形成由水利部统一调度的科学管理局面。黄河的水资源异常缺乏，我们都能管的如此科学、合理。长江的水资源比黄河丰富的多，又有了管理黄河的成功经验，我们还需要担心吗？
再有《东方早报》把水库蓄水的矛盾描绘成是水与电的战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发电与供水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水库不能蓄满水的话，不仅发电效率不高，供水能力也大幅度的下降。例如，2009年我国的三峡就因为蓄水过迟没能蓄满，以至于严重的影响到了冬春季的供水能力。水利部们为此也受到不小的社会压力。所以，客观的说，同属水利部门管辖的水资源短缺与防洪的矛盾，远比水与电的矛盾更为尖锐。
以前由于我国的水利设施落后，防洪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用水需求的不断上升，水资源短缺必将会上升为我国水利工作的主要矛盾。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一阶段。我们国家的水资源管理观念目前也正在转变之中。
因此，在我们科技工作者看来，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水与电的密切合作，而不是水与电的战争。不过，由于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水和电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权限上的差异，难免会使一些狭隘的政府官员更加关注水与电的矛盾。例如，《东方早报》文章中采访的主角，原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
很多反水坝的媒体记者都喜欢称翁立达为水资源保护专家，其实，我觉得称其为水资源保护（原）官员最合适。因为，多年的政府官员经历，让他对水资源问题的了解并不深入。但是对于怎么样运用官场上“规则”倒是轻车熟路。例如，在2009年环保部错误的叫停金沙江水电的时候，这个翁立达原局长就曾在中国环境报上糊里糊涂的说，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已经严重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后来我向该报的主编要求，提供翁立达说法的出处。对方怎么也提供不出来。并告诉我说他们报纸是看到其它某媒体的报道后才这样登的，如果错了的话请我找其他媒体求正。
翁立达官员不可能提供他说法的出处，我完全理解。因为，据我所知，他所说的国际上水资源的40%的标准确实存在，不过，那是指水资源的利用程度，而不是指水资源的开发程度。目前，全世界水库蓄水总量已经超过的常用淡水水资源的40%。翁立达先生长期做官，能够知道有个40%就已经不错了，我们怎么还能强求人家把具体的技术问题，都搞得这么准确呢？所以，我认为翁立达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官员，而不是什么水资源专家。
除此之外，翁立达官员对具体的业务技术也不够了解。例如，翁立达所说的“这些水电的规划，往往只考虑如何利用水能发电，很少兼顾其他需要”。这句话就显得很无知。大家可以随便去看看，任何具体的水电规划，是不是“只考虑如何利用水能发电，很少兼顾其他”？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也规定，专项规划必须服从综合规划，如果现行的水电规划“只考虑如何利用水能发电，很少兼顾其他”的话，那么不仅这个水电的规划是违法的，同时也说明我国水资源的综合规划根本就无法实施。我可以确切地说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国现行的水电开发项目中至少有4、5项行政许可，是由水利部们审查批准的。如果真有水电项目违背了水资源综合规划，水利部门是不可能批准的。即便是某个官员敢批准，也绝对是属于行政违法。任何人一旦揭发出来，都必须撤销这个违法的行政许可。
此外，《东方早报》重复翁立达说的“这边拖着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编的经费迟迟不批，那边把每个上报的水电项目都批了。”的叙述中，不仅是故意的挑拨离间，而且也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因为，在同一文章中翁立达也曾对记者说“长江水利委员会即开始了再次修编的研讨论证，修编工作于2007年开始2009年完成，但目前仍未获国务院批准。”。既然是修编工作已经完成了，只等着国务院批准了，怎么还会有“这边拖着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编的经费迟迟不批”的问题呢？难道国务院的批准也需要经费吗？这里我们不知道是谁有问题，反正不管是谁，终归是有人在规划审批的问题上故意造谣，甚至说是挑拨离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东方早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解释。
再有《东方早报》的“翁立达认为，流域综合规划的修编落后于水电开发规划，导致看到利益的水电巨头纷纷利用1990年‘对生态问题考虑很少’的规划版本，拼命开始水电开发的前期工作，不断上报具体的电站项目，造成难以挽回的既定事实。”的相关报道，并没有说明，是他们最近采访过翁立达先生，还是简单的抄袭以前的新闻报道？我高度怀疑是后者。
由于翁立达官员并非是专业人员对具体的业务技术并不熟悉，以前确实说过类似的错话。但是，在事实面前翁立达官员早已经不这样说了。人家毕竟是当过局长的，怎么可能干这种“说错了话，死不改口”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蠢事呢？因为，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已经通过了审查，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与现行的水电专项规划一致，任何人都可以去对比。
图1、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已经通过了审查
特别是在2009年环保部叫停金沙江水电之前。翁立达官员的这种“水电企业利用旧规划”的错误言论，不仅误导了社会，而且也有意无意的挑拨了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因此，当2009年环保部叫停了金沙江水电之后，水利部立刻就组织了金沙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审查。相当于是要用审查的内容，向有关部门说明，新修订的《长流规》与现行的水电规划完全一致。也用事实驳斥了退休官员翁立达个人的“水电企业利用旧规划的版本，拼命开始水电开发的前期工作，不断上报具体的电站项目，造成难以挽回的既定事实。”错误说法。
至于早报文章中说到的“早报记者了解到，新修编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与‘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规划’在坝址选择和梯级任务确定方面就存在差异，对阿海、上虎跳峡电站坝址及库容的认识与要求也不相同。”的说法，也并不是事实。我在前面谈到汪永晨的时候已经说过，由于虎跳峡的移民遭遇到了伪环保组织的挑拨，曾经让中央认为当地民众不愿意搬迁。所以，曾经有改变坝址的打算。但是后来很多群众又反映说，反对建坝的只是一小搓人受指使的人，他们坚决要求在原址修建。这样关于虎跳峡的坝址选择，不管是在水电规划中，还是在金沙江流域综合规划中，至今也都还没有确定下来（相应的对下一级电站的指标的确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对此《金沙江干流综合规划》的审查意见是：由于该河段的开发涉及水库淹没，移民安置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因素，目前尚无条件确定开发方案。建议综合规划梯级布置按《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暂列。可见，不管最后中央如何确定，最终两个规划的结论，肯定是要一致的。否则，那就是违反《水法》的违法。这种违法的项目，不可能通过水利部门的行政许可，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
总而言之，关于《东方早报》的水与电的战争一说，完全歪曲了我国长江问题（确切的说是我国水资源问题）的主要矛盾。不管是早报文章最后提到的泥沙问题，还是鄱阳湖、洞庭湖干旱的问题，其根源都是水资源总量的匮乏。用水库拦蓄尽可能多的洪水，是全球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最主要途径，而我国的水电开发则是大水库建设唯一途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尽快完成水电开发，才是解决长江问题乃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关键所在。水与电之间，不仅不应该是什么战争，而绝对是相辅相成的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水了就不能发电，不能发电了，供水也一定会成问题。这么简单的道理恐怕连小学生都明白。可是我们的《东方早报》却深陷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