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水是指3种氢的同位素和9种氧的同位素构成的195种同素异形体混合物。通常说的水就是指这个。广义的水可以以2700米的高度把地球整个围一圈，所以水资源粗略的估算是140亿亿吨，如果世界人口按70亿算，人均是2亿吨，而且水是可以再生的一种资源。狭义的水是指现有条件下可以比较容易的直接利用的淡水，只占全部水资源的万分之0.7。

　　中国的水资源禀赋是什么状况呢？

　　中国按照1998年的公报，人均水资源是2600立方米，大概相当于世界的1/4到1/5，不到世界的平均数。水资源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但如果跟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或者地区比，那又显得非常丰富。以色列水资源人均才260立方米，我国正好是以色列的10倍。

高效公平的以色列“水文明”

　　中国人口13亿，以色列人口600万；中国人口密度是140人/平方公里，以色列是300人/平方公里。中国建国以后人口增加了2.6倍，从5亿增加到13亿；而以色列人口从60万增加到600万，增长了10倍。中国1998年水资源总量是3.4万亿立方米；以色列水资源总量是16亿立方米。中国的淡水70%用于灌溉，工业用20%，生活用10%，以色列也是一样。但中国万元产值耗水是683立方米，农业灌溉488立方米/亩，以色列是350立方米/亩。

　　开始人们都说洪水猛兽，怕水多；再到后来觉得缺水就慢慢发展灌溉技术，由漫灌到渠灌，到中灌，最后到滴灌。以色列已经达到了滴灌的境界。滴灌就是用一个大约200米长、有好多孔的塑料管子进行灌溉。管子上面的这个孔是以色列的精巧专利，有两个作用，一是保证这个眼不被堵，二是保证离水泵最近的这些眼进水和出水的压力差不多。这个专利技术以色列人从来不透露给外国人，但使用成本并不高，山东寿光进口过此类设备，每亩地一次性投资2000元人民币，可以用15～20年。

　　我们一个三峡工程就几千个亿，如果拿这些钱去弄滴灌，国家就没缺水的问题了。

　　以色列水文明的后面是制度文明，这一点也被很多人忽略了。以色列1952年制定了一部《水法》，首先确定，水资源是公共财产。以色列的土地是可以私有的，但其《水法》注明地下水等都是国家的。为工农业和生活提供用水是国家的责任，政府任命水利总监监管国家水资源，农业部长负责实施水法。以农业部部长任主席，成员2/3来自公众、1/3由政府任命的水理事会，具体来制定配水的标准。私人用水的权利取决于其目的合不合法，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水利法庭。在水法领域，为了让权力制约权力，以色列搞了个三权分立。

　　此外，以色列政府上世纪60年代规定了用水配额，在配额之内的农民灌溉用水一律免费。我国一有什么事就喊着涨价，水也是如此。比如说，有段时间，广州自来水要涨价，《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要涨价按照法规要有听证会，听证会里必须得有人民代表，而广东涨价根本就没跟人民代表商量。这被曝光后，有关方面就不得不邀请人民代表并接受质询。人民代表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广东省自来水公司前年还赚钱，而去年就开始亏损了？他们答不出来。事实是，自来水公司可以按涨价后的营业额提一定的百分比变成工资，有这种机制，它当然就喜欢涨价。

　　因此，我们应该学习下以色列的水制度文明，不要急着先去看水价是怎么构成的，这样的具体问题找个明白人足够了。中国亟需解决的浪费的同时资源价格又不断涨升的问题。以色列这套公平且有用的制度可能是对症良药。

　　这套保证水用在最有效、最经济的地方的机制，在上世纪60年代制定用水配额后，就一直没有改变。实践证明，以色列农民在得到无偿供水后，也拥有了对水进行最有效利用的动力。这实际上是倒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用水超出配额，水就开始涨价。

自由流淌的都江堰

　　我们国家的既有管理体制是按照政治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近几年提出来应按照经济生态原则建立用水补偿机制。就是围绕9大流域系统，按照分水岭原则，来划分水资源管理的界限。

　　水具有流动性，现在国际法上有一个争论，就是一个国家是否对流经本国的水享有完全的主权？举例来讲，澜沧江一出去就叫湄公河，作为“亚洲多瑙河”，它流径几个国家，水应该是谁的？但显然不能说从哪个国家流出就是哪个国家的，否则你在上游修一个坝，底下就不干了。因此，水主权是有限主权。这实际上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所以我们主张以经济生态原则取代政治经济原则来划分水的管理体制。说到经济生态原则，我们国家都江堰的例子也是很好的说明。都江堰现在已自由灌溉2250年，是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典范，举世无双。都江堰的一大优点，就是对于天地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最近四川要修一个水库，被列为西部10大工程之一和四川省1号工程。这个坝早在1958年就修过，当时人们都说，古代技术力量不强，李冰父子修不了坝，现在我们行，是种超越。可是，谁曾想到，坝修好后，1960年初的一场大雨泥沙俱下就冲垮了，现在还有残址。

　　古代为什么不修坝？用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就是解决不了泥沙问题。我们的基本国情是，西高东低、雨热同期、泥沙俱下、旱涝交替。如果坝修起来，则泥沙俱下时坝就变成了泥库。而所有的水库都解决不了泥沙问题。发达国家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逐渐告别修坝时代，90年代的时候宣布：第一，不再建筑大型水坝；第二，拆除存在老化和安全问题的大坝；第三，没有拆除的水坝按照规定向下游开闸放水。为什么会这样？它认为修坝弊大于利。大型水坝对河流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是不可挽回的，也是大坝带来的效益所不能弥补的。这其实修正了对自然的看法，批判了300年来工业化的所谓“理性的狂妄”，用环保主义代替了物质至上主义。日本人也认为美国的方向是正确的，正在当学习美国，尽早停止人类的愚行，给后代留下健康流淌的河流。和都江堰的逻辑如出一辙。

　　都江堰的四六分水堪称二十一世纪国际新秩序的量化原则。我们不能对半分，这是平均主义；但我们又不能三七开、二八开，这样太欺负人了。所以我修一个水坝，洪水的时候要四，枯水的时候要六，就多要一点。它可不是什么“专家参数”，它是2250年实践检验的结果。外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中国，都开玩笑说都江堰是外星人修的，也就是活神仙从天上下来修的。

　　都江堰这种自由灌溉的思想已被现在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它背后的系统思维、水的文化、对信仰的尊重都是现代人应当借鉴的。

大型工程须有制度根基　

　　以色列和都江堰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大型水利工程，搞起来必败无疑。光找一些只懂技术、而没有人文色彩的专家是不行的，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叫“如果科学家没有人文，他们就是瞎子；如果他们贬低人文，他们就是法西斯”。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文光环的科学家。在大兴大型工程之前，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准备。

　　首先，我们要检讨工程对当地的文化传统和未来发展是否真的有利，是不是合乎工程结束后的国家利益。三峡的库容将近400亿立方米，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考察，现在它的排污是20亿，所以如果排20年，三峡库区就是一库臭水。原来还能排到海里去，海里有一种环境自净能力。还有，三峡库区以前多年的垃圾处理是掩埋，所以很多原来埋垃圾的地方都给泡出来了。因此三峡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泥库，而是一库臭水和垃圾。

　　其次，还需要和别的工程相比较。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三峡耗费的几千亿资金如果引进以色列滴灌，是不是会更有效益？

　　再次，还得公平、公正、公开。第一点，看有没有伤害弱者的权益。库区移民主要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老百姓，他们处于弱者的地位，所以政府更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二点，看当事人的相关主张是否能得到第三者的公正审查，类似于现在的足球运动，裁判必须得是第三方。第三点，是否做到了信息公开，对话交流，有无征得当地居民的合作和理解。坦率讲，我们国家的水库移民依然是个大问题。许多水库移民合法权益没有保障，生活境况相比原来有了下降，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此外，长期工程要进行定期、重新核查。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已经进步了，我国规定在大型工程上必须公开招标。

　　环境污染背后是精神污染

　　在环境评价方面，《环境评价法》已经出台了；中央开发西部也做了一个规定，凡是投资2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必须得经过国家环境总局的环境评估，如果环境评估不通过，就可以一票否决。这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这样的法律、规定如何落实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力量在利益集团面前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环保意识需要加强，环保力度需要加大。一国产品质量的低劣，背后是国民素质的低劣；一国环境的污染，背后是一国精神的污染；一国对环境保护的轻视，是国民对自己生命和生存环境的轻视。

　　因此，中国应该走可持续地，合理利用资源但非浪费资源的道路。形象地说，就是不能拿汽车当支柱，而应该拿“绿屋”当支柱。所谓“绿屋”，就是生态住宅，国家拿出1/10的耕地满足全体居民的鲜花、蔬菜、水果和居住，当然，“绿屋”的废水要分类。然后，再从剩下的27亿亩耕地中拿出1亿亩来修路，33米宽的路可以修200万公里。我们中国现在的高速公路只有2万多公里。这种情况下，还有26亿亩地可以供应肉、蛋、奶、粮食以及公共设施，以之养活13亿人乃至更多的人过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日子，没有任何问题。既然如此，中国的水资源不存在什么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