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6年重庆大旱之后，这次长江中下游旱情再次被公众归罪于三峡工程。即使是在距离三峡水库数千里之遥、已经属于钱塘江流域的杭州，也有市民表示当地少雨“都是三峡工程惹的祸”。

　　近一年前，2010年的雨季，有人则把长江大水也归罪于三峡工程。

　　归罪的依据，一方面认为三峡“旱季蓄水涝季泄洪”；另一方面，则认为三峡水库改变了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的气候，导致旱涝无常。

　　对于三峡大坝何时蓄水何时泄洪，国务院和长江委有明确的规定，2010年雨季上游洪峰和出库流量的数据对比能够说明一切，公众可以自行查证；比较复杂的是第二种说法，即认为三峡水库改变了气候。

　　可以明确，一座大型水库的建成会改变局部区域的气候，其原理与海洋对于沿海地区的气候作用类似。但水库带来的气候改变，其影响范围和程度均极其有限。毕竟，无论多大的水库，其规模也无法与海洋相比。

　　具体到三峡水库，它是否会对长江上下游的降雨数量及时空分布产生明显影响？气象学家的回答往往是：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非绝对的回答，原因在于，科学家不可能严格证明任何一次大旱或者洪涝，与三峡工程完全无关。正是这种非绝对的回答，给了人们以联想，一些人则对三峡进行了有罪推定。

　　然而，科学家也同样不能严格证明，任何一次洪涝或者大旱，与葛洲坝或者长江上游支流的其他水坝之间没有关联。

　　是否因三峡工程足够巨大，以至于“量变引起质变”？这其实也可以从比较中得到答案。

　　水库影响区域气候的大小决定于两个因素：蓄水量和水域面积。前者对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产生影响，后者能够轻微改变局部地区的水汽循环。

　　无论是水域面积还是蓄水量，世界范围内三峡水库（水域面积1084平方公里，库容393亿立方米）均排位在20名之后。即使是在国内，与三峡水库规模相当的也有浙江新安江水库（即千岛湖，水域面积580平方公里，库容216亿立方米）、湖北丹江口水库（水域面积846平方公里，库容174亿立方米）等；如果从大坝拦截前后上游水域面积的变化量（这是水库修建影响区域气候变化程度的决定性指标）看，三者将更加接近，三峡水库甚至还略小于丹江口水库——三峡大坝主要是加深、并略微增宽了上游长江水道，建成前后水域面积变化远没有公众所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三峡水库会改变长江流域的降雨量时空分布，则同样有理由认为新安江水库、丹江口水库会改变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气候。但事实上，这些同等规模的水库并未受到类似质疑；从世界范围看，即使是国外那些规模大过三峡数倍的水库，迄今也没有科学家认为它们会大范围改变区域气候。

　　与缺乏证据证明三峡水库能影响长江流域降雨分布相对应，其涝季蓄洪、旱季加大下泄水量，对于减少下游洪灾及缓解旱情的作用却是明确的——5月中下旬，三峡将下泄流量增加到每秒10000立方米，有效缓解了下游旱情。

　　公众将地震、地灾、旱涝变化均归罪三峡工程，在信息掌握不充分这一前提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第一，公众对于三峡工程的期望值过高。

　　技术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三峡大坝作为一项工程，其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相对于年径流量达1万亿立方米的长江来说还过于渺小，即使加上上游其他水利工程，它们也不可能把每年涝季多余的江水全部拦截下来留到旱季然后下泄。对于长江中下游的人们来说，三峡既然不能完全解决洪旱两灾，则灾情产生时他们总还是容易对三峡产生怀疑。

　　第二，百姓对于政府言论的不信任，是“一切错在三峡”这种心态产生的重要原因；归罪三峡，一定程度上是公众的一种“迁怒”行为。

　　长久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解释性工作很少做到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采用捂、瞒甚至欺骗的手段来应对公众质疑。实际上，就三峡工程来说，当年的专业论证已经相当充分而开放，今天三峡工程所面临的地质灾害等问题早已在预料之中；但由于存在一定的专业壁垒，公众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当年研究论证中发布的信息，它依然被看成是政府的形象工程，现在则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出气筒”。就这一问题，各级政府都有必要对自己以往的工作模式做一检讨。

　　事实上，造成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旱涝情形较为多发（这是否属于异常，本身还需要寻找统计学依据）的现状，全球变暖更可能是罪魁之一——尽管依然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其关联性比“三峡蓄水导致气候变化”却要可信得多。假如真是这样，则三峡工程在这个问题上更是有功无过——三峡水电站每年发出的电力足以节省数千万吨燃煤，相应也就减少了近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来说，其效益显而易见。

　　方玄昌为《财经》科学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