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防洪纪念碑是为纪念1954年武汉战胜特大洪水而建造的，于1969年建成完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防洪纪念碑开始修缮，整个工程将于“十一”前完工。新华社发

    “长江王”林一山的塑像，静静矗立在长江委的大院内。

    设立在武汉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明年将迎来60大庆。    本报记者　占才强　摄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江舰上召见林一山，问计长江治理。　资料图片　　　　　　　　　　　　　　 
    2009年8月7日下午，武汉汉口江滩。市民叶卫东夫妇牵着女儿，在这里闲适地度着周末。叶卫东注意到，身边的长江似乎不太寻常，洪水波峰叠涌，奔向长江大桥。

    当市民纷纷围向坝堤，观赏蔚为壮观的“涨潮”景致时，坐落在武汉市解放大道1155号的一个叫“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机构正密切关注着洪水的动向。

    当日，它对外发布，长江5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正从武汉通过。下午2时，武汉关水位23.63米，离设防线还差1.37米。次日，武汉媒体纷纷用“‘低头’过汉”来报道这次近年最大的洪峰。

    长江委，这个副部级的单位，默守在武汉市民身边近60年了，很多武汉人习惯了它的存在，却说不清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事实上长江上一系列的重大工程和重大抗洪救灾，都与这个机构有关。

    “水写的城市”

    初入8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就向外发布，受四川、重庆连日强降雨影响，自7月31日以来已形成今年长江上游的最大洪水。8月1日起长江三峡入库流量显著上涨，6日达峰值5.5万立方米每秒———这是自2004年以来，三峡大坝迎来的长江最大洪峰。

    上游涨水下游慌，武汉面临近年最大一次威胁。6日武汉关水位至23 .48米，达今年最高水位。4日起，三峡水库开始拦洪蓄水，至6日拦蓄洪水18亿立方米，并控制下泄流量在4万立方米每秒内。中下游压力锐减，洪水缓缓过汉，武汉防汛部门称，由于三峡工程的作用，这次5年来最大的洪水，“只能算一次涨水过程”。

    2007年起开始承担长江防洪任务的三峡大坝，在今年夏天初显身手。

    依江而居的武汉，防洪是“天大的事”。汉口江滩的滨江公园，如今仍矗立的防洪纪念碑，用历史在告诉人们，武汉是一座“水写的城市”。这座建于1969年，面向大江，台基高4.9米的石碑，是为纪念1954年防汛胜利而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题词依旧清晰可辨：“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湖北发展史，也是荆楚人民与长江洪水的斗争史。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有1061公里流经湖北。但凡长江大水年，宜昌以上洪水来量都占荆江河段的95%以上，占武汉来水的55%-76%。而在三峡建坝前，正因长江上游没有一座带根本控制功能的大水库，武汉乃至国人的神经曾一次次被洪水绷紧。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大院里，立着另一座“丰碑”———庭院的绿荫中，长江委首任主任林一山的半身铜像。这位毛泽东曾称赞过的“长江王”，既是长江委的创始人，也是当年长江三峡最著名的主上派代表。

    现年83岁的老长江委主任魏廷琤，曾是林一山当年的秘书，1953年2月，他陪同林一山随毛主席视察长江，虽事隔经年，但“仍然记忆犹新，宛如昨日”。

    1954年特大洪灾启示

    长江委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久长江汛期来临。据魏廷琤回忆，1949年虽非特大洪水，但由于国民党时期水利严重失修，江汉、洞庭湖、赣、皖、鄱阳湖、华阳河水系以及江淮、太湖水系沿江滨湖均发生严重洪水灾害，千万顷良田尽成泽国，广大人民深受灾难。当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归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

    当时已确定林一山去广西担任省(后来改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临时改变，邓子恢、陶铸同志找他谈话，让他组建中南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南京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即原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46年更名)机构迁至武汉。魏廷琤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林一山的秘书，随同参与了接管。

    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当时中心任务是以防洪为重点，抓紧堤防建设，兴建沿江排灌涵闸，开辟分蓄洪区，同时积极研讨长江治理。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河段两岸平原有耕地2300万亩，人口1500万人，是中国重要的粮棉基地。北岸江汉平原，河堤平均比地面高出10多米，成为地上悬河。一旦大堤溃决，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威胁，荆江北岸一望无际的平原，顷刻将变成汪洋泽国。荆江洪水威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经过紧张工作，1951年长江委编制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给予肯定。1952年春，荆江分洪工程开工，30万军民奋战75天，以神奇的速度建成了一道长达1054米的大闸。这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创造的第一个工程奇迹。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少遇的洪水。当特大洪峰涌来时，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工程，使沙市洪水位降低约1米，把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和几千万亩良田，保住了武汉。

    尽管如此，长江和汉江干堤仍然溃口64处，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省内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受灾达926万人，死亡3.33万人，武汉市被洪水围困100天左右，京广铁路100多天不能正常通车。

    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启示：解决长江中下游严重水患是治理长江首要而紧迫的任务。而光靠堤防和分蓄洪工程，可解除频繁发生的规模不是很大的洪灾，但在遭遇特大洪水时，远非堤防和分蓄洪措施所能解决。因此，要在长江干支流上建设控制性工程，实行综合利用才能达到根本性目的。

    正是1954年的大水，加快了高层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据魏廷琤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6次召见林一山，讨论治江。

    “长江舰”上的设想

    1953年2月19日，林一山突然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要他随毛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林一山让魏廷琤备足了所有资料，和毛泽东一行登上由武汉起航，前往南京视察的“长江”号军舰。

    毛泽东听取了林一山关于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治理长江的汇报。当林一山说这些水库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指着地图的三峡口子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总口子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并说：“我很早就想这个问题了。”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兴建长江三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设想。

    在长江舰上，毛泽东还问林一山可不可以向南方借水。“北方水少，南方水多，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林一山回答说：“可以。”两人指着地图，从白龙江、西江指到了汉江。

    林一山在后来回忆说，当时还没认识到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南水北调”的主要水源枢纽。明确这一点，还是在毛泽东启发下得出的结论。

    从长江舰回来，为实现毛主席的宏伟理想，林一山迅速组织力量布置南水北调工作，同时进行三峡工程的各项科研。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决定兴建丹江口工程，并于当年9月开工，开始了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的新里程，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基础。

    1954年长江大水，当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人路过武汉时再次召见林一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毛、周、刘询问了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地质条件等具体问题。临末，毛泽东还特别问道：“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自己能不能建好三峡工程？”

    “如果在我们完成丹江口工程以后，有了经验，我们可以自己建设三峡工程，因为丹江口工程也是世界一流的工程。如果现在就建，那就需要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

    不久，苏联专家团来到中国。此时，中央已将长江治理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1956年夏，63岁的毛泽东第三次横渡长江，抒发了“截断巫山云雨”的浪漫诗情。在武汉东湖接见在汉党政军学各界名流时，毛泽东没有忘记林一山，一见面就说“你这个长江王来了！”。集体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对林一山单独召见。

    “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林一山事后回忆，这次接见并没有什么深入交谈，时间也非常短暂。但他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毛泽东想将三峡工程付诸实施。

    1956年，根据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成果，林一山在《中国水利》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文章认为：“长江流域规划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而“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水患。”

    三峡工程林李交锋

    针对林一山的文章，时任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也在《水力发电》第9期上发表一篇两万多字的《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并组织一批水电专家分别著文，在当年的《水力发电》“长江规划专号”刊出，就长江规划总的指导思想，防洪、发电、航运、地质、水文等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与林一山完全不同的意见。李文认为：林过分强调三峡水库解决防洪问题，离开了综合利用原则，不能从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李主张三峡建设要考虑综合利用和综合国力，长江开发应逐级开发“先支后干”。

    这便是三峡问题著名的“林李之争”。被人戏称天生长有“魏延反骨”的李锐，作为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在长达数十年的论战中，始终与林一山针锋相对。

    林李“交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将林李“请来”论战。与会者笑称：“两个冤家碰了头”。

    待两人讲完之后，毛泽东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第三天，林一山交出约2万字文章，李锐交卷的文章8000字。关于三峡，李提了六点看法：第一，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第二，投资问题；第三，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第四，三峡与国防的关系；第五，三峡的技术问题；第六，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会议最后阶段，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与会者讨论，定下“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这8个字定下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基调。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处理，并嘱周“每年至少管四次”。

    1958年2月，周恩来主持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李富春、李先念及中央有关部门、省市自治区领导、中苏专家100多人参加会议。会后周恩来等从武汉溯江而上，视察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三斗坪。3月6日，周恩来对历时9天的勘查、讨论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两年来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么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反映意见。”同时也指出：“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上世纪50年代“三峡热”骤然升温。

    3月23日，党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简称“三峡决议”)。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意见》要求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提出，初步设计应当在1962年至1963年提出，为了尽可能减少淹没损失，三峡大坝的正常水位控制在200米以内。

    成都会议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有82个相关单位的268人参加会议，近300名专家制定了三峡科研计划。根据这一研究计划，全国有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与科研工作，进行了200多项课题研究。

    1960年初，因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加之苏联撤走专家，国际形势一度紧张，中央决定放慢三峡工程进程。周恩来在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作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的指示。此后，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除在“文革”期间受到短暂干扰以外，一直在继续进行。

    “万里长江第一坝”

    魏廷琤回顾，上世纪50年代长江委对修建三峡工程做了充分准备，基本上具备了开工条件。但由于“大跃进”和三年饥荒影响，三峡工程丧失了最佳的开工建设时机，否则上世纪80年代工程已经建成。

    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正处在“深挖洞”，准备打仗的备战时期，“三线建设”用电紧张。为了解决电力紧张问题，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于1970年10月向中央请示在三峡工程缓建期间，先在宜昌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当时国内有先上三峡工程还是先上葛洲坝工程的争论。经中央反复考虑，认为先建葛洲坝工程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审阅了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报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

    然而葛洲坝工程是在没有做好勘测设计和试验研究工作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前期施工险象环生，1972年底被迫停止施工。

    这年11月，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已确诊患有癌症的周恩来带病主持了最后一次葛洲坝工程会议。会议决定主体工程暂时停工，2年内拿出修改设计方案。并决定改组葛洲坝工程的领导结构，指定由林一山负责，设计交由长江委负责。周总理连续三次抱病听取了葛洲坝工程汇报，并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急躁蛮干、不实事求是、不总结经验教训和不敢坚持真理的思想作风。他语重心长地说：“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建国20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

    停工22个月的葛洲坝工程于1974年10月复工。1981年大江截流胜利合龙。奔腾不息的长江，第一次按照人们的意志从泄水闸滚滚东去。1994年葛洲坝全部工程胜利完成。这个项目得到了中外水利工程界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现代长城”。

    “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胜利建成，为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作为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成功解决了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问题，三峡工程的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夏，邓小平亲自视察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并建议：“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工程 专 题 会 议 … … 三 峡 问 题 要 考虑……轻率否定工程不好”。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效益很大，指示国务院要着手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1983年国家计委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久得到国务院原则批准并积极着手进行准备。但正在这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言论又重出江湖。

    重新论证三峡工程

    在葛洲坝工程立了首功的林一山，全力支持三峡工程尽快上马。而“文革”被关“牛棚”，复出后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还是认为国力、条件并不具备，仍坚持先支流、后干流，反对三峡工程立即上马。

    1982年11月，国家计委在向邓小平的一次汇报中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邓表态：“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对三峡工程的争议，他指出：“三峡工程，关键是技术是否可行，经济是否合理，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同年，水利电力部综合分析了20多年来对三峡工程水位的研究成果，指示长办(即长江委，1956年～1990年曾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按正常蓄水位150米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即“150米方案”。

    正当国务院下令三峡工程投入前期施工准备之际，重庆市研究了“150方案”将对自身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后，抢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该方案之前，于1984年9月向中央建议采用“180方案”的报告。

    重庆的建议报告称：把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以由武汉直达重庆，使川江真正成为连接西南和华中、华东的黄金水道；同时提高蓄水库容和装机容量，以增大防洪能力并充分利用三峡水资源。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包括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就“150米方案”等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三峡工程论证的又一个回合拉开了序幕。

    为使三峡工程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李鹏、王任重等于1986年4月前往三峡地区进行现场考察，重点考察了荆江大堤、三斗坪坝址以及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情况，回京后迅速作出了振奋人心的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

    又一轮大论证启幕。水利电力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412人，分10个专题、14个专家组进行论证。论证的程序是：正常蓄水位论证比较150米、170米、180米，以及两级开发和“一级开发、分期建设”等6个方案。综合经济评价论证分两个层次：一是上三峡工程与不上三峡工程；二是三峡工程早上还是晚上。

    从1986年6月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到1989年2月领导小组第10次扩大会议前夕，论证工作历时2年零8个月。综合14个专家组的意见，最后推荐采用由重庆市政府1987年4月提出的“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三峡工程建设方案。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最大水位高程175米；最后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17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0亿千瓦小时：宜昌至重庆间660公里航道获得显著改善，并认为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性效益的水利枢纽工程，经济效益好，建三峡工程比不建三峡工程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1986年10月，时任长江委主任、党委书记的魏廷琤，与潘家铮、史大桢等知名水利专家一道，随同李鹏副总理出访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坝，旨在为三峡工程作类比论证。

    阿斯旺大坝是世界著名七大水坝之一。20世纪60年代，埃及政府在南部尼罗河上游阿斯旺城附近，用10年时间建成这座高坝。关于高坝的利弊得失，国际上有不同的议论。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包括生态环境、移民、文物等问题。

    穆巴拉克总统指示埃及有关部门提供一切方便。代表团仔细观察了高坝建筑本身、发电厂、水库以及迁移的古迹，并同埃及电力能源部部长，灌溉部、农业部、渔业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官员、顾问、专家和阿斯旺省省长、高坝管理局局长等进行多次座谈。最后代表团得出结论认为：

    “应该承认，阿斯旺高坝的效益是第一位的，副作用是第二位的。它根治了尼罗河的旱涝灾害，充分利用了水利资源，保证和促进了埃及农业、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使得耕地和雨量如此稀少，而人口却猛增猛长的国家能够生存和稳定下来，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它产生过一些副作用，但也不宜脱离实际地不顾常识地任意夸大，以讹传讹，将高坝说成是‘完全失败’的工程。埃及一些专家、教授和顾问们在建坝后二十年的今天仍持不同意见，是由于他们过去的反对意见未被政府重视。看来要改变这些人士的看法是困难的。”

    1989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冒着炎暑，风尘仆仆赶到三峡，这也是他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出京考察。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武汉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的决心。李鹏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前言中写道：1989年以来，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1992年4月3日下午，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大会表决。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赞成票占全部票数的67.1%，以超过半数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论证40个春秋，争议30个年头，三峡工程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向全世界昭示了“天下第一坝”的三峡工程，将由梦想变成现实。1994年12月14日，李鹏在开工典礼上向全世界宣告：“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随后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在大坝的江心岩石上。

    总工期17年的三峡工程将于今年全面竣工验收。2007年7月，三峡水库首次承担防洪任务，为长江中下游拦蓄洪水。2008年9月，三蛱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然而这次蓄水最终停止在172.78米。

    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重庆市云阳县，蓄水不久即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重庆市政府发布消息，175米试验性蓄水后，重庆库区12个区县共出现土地灾害险情93处。

    分析认为，试验性蓄水仅仅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大考的开始。专家称，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

    1990年，魏廷琤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书中发表过一篇《关于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文章，结尾这样写：“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究竟搞得怎么样？我们走过的路是否正确？有没有前途？是不是老在犯错误？是不是历史上犯错误，现在犯错误，将来还要犯错误？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采写：本报记者　占才强　统筹：李召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