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纶

我很幸运，从1963年清华毕业后不久就跟随张光斗先生工作。在近50年的伴随中，先生教育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言传身教令我受益匪浅。记得先生经常对我说，做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爱国，要热爱辛勤养育自己的老百姓。先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先生1934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即考取了清华公费留美生，先后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水利和工程力学两个硕士学位，随后又顺利获得了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

在美国求学期间，先生亲身感受到因祖国积贫积弱而遭受的种种歧视：去租房，房东不给租，因为是中国人；去理发，铺子不给理，因为是中国人；去饭店吃饭，不让进，因为是中国人……直至晚年，先生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与此同时，先生在胡佛水坝（Hoover Dam）、加州南部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CA）灌溉工程等处的实习考察中，也深切体会到科技兴国、水利报国的重大意义。

这些经历从不同方面激励了先生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抱负。正如他在写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汇报信中所言：“……美人对国人颇轻视……生只能忍受，自加勉励，埋头求学以备翌日为国家尽力……”

赴美求学期间，先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祖国。当看到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报道时，当时还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他，就认为这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将会改变未来世界的格局，并觉得共产党的很多主张是对的，希望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他还曾应在国内的挚友顾德欢的要求寄去美金，资助他们筹办进步刊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先生和海外学子们热血沸腾，高呼抗日，每日聚坐，谈论战局。与此同时，先生也下定决心，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归国报效。当时有许多人，包括先生的导师威斯脱伽特（H. M. Westergaard）教授在内，都劝他继续留美完成学业，但先生的想法单纯而坚定：“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先生的赤子之心感动了之前劝留他的人，威斯脱伽特教授还特意给张光斗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敬重并理解他的爱国心，并且表示哈佛大学的门将永远为他敞开，任何时候他想来都欢迎。

1937年7月，先生与雷祚雯等三位同学一起乘坐格兰脱将军号轮船回国，此后辗转香港、长沙、南昌、南京、九江、汉口，经过整整四个月的颠沛磨难后，终于在同年11月抵达重庆，开始了他魂牵梦绕的水利报国事业。

回国后，张先生首先在四川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任职水电工程师，他和老朋友张昌龄等一批同样怀抱报国理想的年轻人们一道，先后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中国人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批小型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实践了自己“实业抗日救国”的愿望。

1947年底，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先生举家迁美，并答应代办签证、工作等一切事宜，同时承诺在美合办公司等优厚条件，但被先生婉拒。他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效力。”

张先生教育我“做人”，使我感受深刻的另外一点就是无私奉献。60多年来，张先生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水利水电事业，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家庭牺牲。

1939年10月，他与从上海追随他而至的钱玫荫钱师母在龙溪河简陋的水利工地上举行了朴素的婚礼。师母怀孕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只能住在防空洞中。中间由于工程紧张，先生不得不赶回工地处理工作。不料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师母分娩了，而且还是难产，很快她因血压高而昏迷。助产妇没有经验，导致女婴出生后窒息，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看爸爸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先生为此十分难过内疚，深感对不起妻子和孩子，直到晚年仍难以释怀。

张光斗与夫人钱玫荫早年合照

先生和师母一生伉俪情深，可是为了祖国的水利事业，夫妻总是聚少离多，只能以鸿雁传书来寄托相思之情。1943年，先生受委派准备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建设，而此时师母恰恰又有孕在身。可是无论怎样依依不舍，为了事业国家，先生还是只能忍心与她暂别。

离家赴美后，先生几乎每天都写信给妻子，倾诉思念之情及旅途情况。对于先生的念妻之情，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那就是1988年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曾转载过一篇《孙运璇的实习日记》（孙运璇后曾任台湾行政院院长——作者注）。文中写到，1943年3月孙运璇与张光斗结伴赴美期间，他在其日记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多时不能入眠，光斗兄伉俪之情甚笃，我则思念伯师，衷曲莫诉，二人同室，辗转反侧，可笑亦复可怜也。”足见先生思念妻子之心情。

先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他心头永远的痛。当孩子于1943年10月出生时，先生尚在美国。当他收到师母来信，告知生了一个儿子、母子都平安时，欣喜之余的歉疚无疑又增加了一分。这样的时刻，自己又一次没能在身边亲自体贴照顾。先生只能以每天写信的方式安慰师母，并寄去鱼肝油丸，作为给孩子的滋补。

分别两年后，先生终于和家人团圆，此时他们的儿子已一岁半了。父子第一次见面，先生兴奋地抱起儿子想好好地亲热一下，但孩子认生，不让没见过面的爸爸抱，嚎啕大哭，转身投入了妈妈的怀抱，张先生只好苦笑。那天晚上，儿子大哭大闹不让父亲进房门，先生无奈只得在街上溜达，直等到儿子入睡才回到房里。

是啊，一岁半的孩子哪里懂得父亲为了国家建设需要所付出的个人牺牲。先生和师母为儿子取学名元正，意思是要为人正直，乳名叫华华，爱我中华的意思。

1979年夏，先生这个唯一的儿子在北京突然病逝，年仅37岁。当时我正陪先生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怕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先生打击太大，在回京的路途上出问题，不得不对他谎称是学校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重要会议。到家后，当得知儿子已经过世，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泪流满面、悲痛欲绝的老伴，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里。可以想象，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一位年近70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残酷！

儿子去世后，先生从儿子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摞医院开出的全休假条，儿子为了自己所钟爱的航天事业，也和他一样在忘我、拼命地工作，没有休息！看着这些假条，想到今后再也不能见到他了，先生的心在滴血。

在追悼会上，先生执意要与儿子见最后一面。当他被几个人搀扶着来到儿子遗体前时，先生身体抽搐、欲哭无泪，几乎瘫软在那里，在场的人看到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可即便是在这样极端悲痛的情况下，为了对时不我待的工程设计负责，追悼会刚一结束，先生硬是熬了两天时间写出了一份上万言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并让我立即送交给水利部和长江委设计单位。这份饱含丧子之痛写成的意见书，怎能不说浸透着先生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事业无私奉献的滴滴心血！

1939年下半年，由张先生作为设计校核人签发的桃花溪水电站建成发电，不料通水后就发生了工程事故。检查事故原因，是由于地质工程师绘图出现差错所致。这件事给了先生一个终生难忘的极大教训，那就是设计者必须到现场亲自了解地形地质条件，不能光看图纸、听汇报，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从此以后，先生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死规矩”，凡是设计一座水利工程或者要对一个工程问题做出判断，必须亲自到现场核查地形地质条件，掌握第一手资料。

20世纪80年代，在葛洲坝工地，为了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混凝土过水后的情况，他坚持乘坐“沉箱”潜入水下亲自查看。驾驶沉箱的工人师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还敢坐沉箱潜到水底下来工作。

90年代，作为国务院派出的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的副组长，有一次在三峡工地检查，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坚持从基坑顺着脚手架爬到55米高程的底孔，检查混凝土表面的平整度。当他用手摸到表面仍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时，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

对于一位已近九旬的老人来说，爬几十米高的脚手架，其难度可想而知。张先生个性好强，在脚手架上还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走。我知道他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因为他不时碰到我身上的双手已是冰凉，艰难迈出的两腿也已在微微发颤。在由底孔向下返回的爬梯台阶上，为了怕他腿软撑不住，滑下去，我只好特意在他前面慢慢走，挡着他。即使如此，他仍然还是坚持查看了两个底孔。

年近九旬的张光斗先生亲自检查三峡工地

回来后，先生对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钱正英说：“我实在是爬不动了，要是还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三峡参建者们听到先生的事后莫不为之动容。时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的陆佑楣院士，在谈及此事时，甚至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哽咽动情地说：“老先生为了三峡工程如此尽心，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怎么能不把三峡工程做好呢！”

除去亲临现场外，对一般送给他审查的设计报告，先生也都认真阅读，手持放大镜逐行逐字地斟酌，并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九十多岁的老人仍然坚持自己动手用计算机打字写意见书，有时因视力弱，看不清汉字输入列出的同音字字形，硬是凭记忆去选择数码标示符。

先生曾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我要对老百姓负责。”的确，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忠实地履行了他对人民百姓的承诺，也深深教育了我们这些后人！

张先生作为教师，在治学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从1949年先生到清华大学任教算起，六十余载岁月里，他始终坚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注重人才培养。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对个人荣辱从不放在心上，但对学生却呕心沥血，唯恐有失。

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即使工作再忙，认真备课这一环节也总是“雷打不动”，每堂课前总要编写工工整整的教案，课上还总要介绍几个生动有趣的工程实例。先生特立独行的思维和开阔的思路令学生着迷，终生难忘。即使到了古稀之年，先生仍倡导给研究生开设《高等水工》新课程，并亲自编写讲义，亲自登台授课。

“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这是先生对学生们说的最动感情的一句话，而这已成为他几代学生的座右铭。

“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句话先生讲了几十年，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他教育理念的灵魂。学生们的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他会立刻退回。他说，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学生们回答问题，若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他顶多给3分；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即便尚显幼稚，他也一定给5分。他说，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甚至连学生的日常小事也让先生操心不已。每当看到哪个学生用完水后龙头没关好，他就会跑过去，边关水龙头边大声提醒：“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

聆听过先生教诲的学生，其中很多人现已成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其中包括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级工程师、教授。虽然他们都已功成名就，但每当聚在一起谈及当年聆听先生讲课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如沐春风。2002年5月1日，先生遍布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汇集了一本50多万字的先生的论文集，取名《江河颂》，献给恩师。

教学之余，先生还牵挂忧心中国的教育。仅1996年到2000年，他写下的有关中国教育方面思考与建议的书信文章就多达30余篇。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耄耋老人忍着青光眼、白内障、手颤等病痛不便，每天伏身电脑前，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敲键盘完成的，这需要怎样的毅力！

2007年4月28日是张先生95岁华诞，也是他归国从事水利水电事业 70 周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发来贺信，信中说：“七十年来，先生一直胸怀祖国，热爱人民，情系山河，为我国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栉风沐雨、殚精竭虑，建立了卓越功绩。先生的品德风范山高水长，令人景仰！”

胡锦涛同志对张先生的上述评价十分精辟，概括了先生品德的精髓，也是对以张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高尚精神品德的充分肯定。我们会继续沿着张先生的足迹前进，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奉献、求真、敬业的精神，为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文选自《纵横》2013年第8期，作者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退休教授。图片由作者提供